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儒将奇才赞舒同

舒同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新中国书法艺术的创新者、书法组织的奠基人。他自幼喜爱书法,天赋票异,勤习苦研,少年有成,早在其老家江西抚州东乡时,就有面世之杰作和“神童”之赞誉。1926年,他于家乡入党,后在地下党县委书记任上遣遇白色忍怖,为躲避反动当局缉拿,辗转至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研究——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例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大现象级文旅产品,其在产品类型、空间构造、体验方式等方面较传统的文旅产品表现出创新性特征。本文通过归纳该项目在理念、场景、运营、营销等方面的创新点,分析其价值意义,进而探讨在文化自信、文旅融合、数字技术运用的时代背景下,该项目对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的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发展构想,其能够带动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实现拉动消费、带动产业增长、创造工作岗位的理想效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省旅游产业需要明确当前发展状态,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从根源层面落实转型目标,为充分应用旅游资源优势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首先分析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与优势,其次阐述其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具有可执行意义的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陶瓷文化研学课程的研发——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陶瓷文化是当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就如何围绕陶瓷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学课程研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为此,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既构建了完备的研学课程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陶瓷文化研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