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惠与集通铁路（上）

内蒙古集（宁）-通（辽）铁路（下称集通铁路）全长945公里,1984年筹建,1990年动工,1995年投入运营,是全国地方铁路中兴建较早、里程最长、造价最低的一条贯穿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地区的路网性干线铁路。截至2012年,共运输货物3．84亿吨,     

闲话文化

文化是人的一种必需,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近来的文化热,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人是有思想的,温饱基本满足后,就要想事,就会有精神诉求。所谓放下筷子开骂,其实就是这档事。文化不仅可以鼓舞精神,也可以抚慰情绪。以"开骂"例,这种因精神诉求而生出的"闲气",通常只有三个去处,一是忍掉,二是出掉,三是化掉。忍则伤己,出会伤人(开骂就是伤人的出气方式),唯有把气化掉,皆大欢喜。要化气,就要增加修养,以文化之,其轨迹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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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万里通”双倍里数优惠 新年伊始,“亚洲万里通”与“寰宇一家”携手为乘客提供飞行优惠！2011年1月17日至4月17日,加入“亚洲万里通”并搭乘“寰宇一家”航空联盟旗下任何一家航空公司,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也谈《条例》的精神实质和鲜明特点

本文将《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两个通知”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二者的区别,并进一步阐述了《条例》的精神实质和鲜明特点。《条例》对地方政府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对地方志工作机构作出科学的定位,对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作者认为《条例》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是我国方志史上的空前之举,使新编地方志工作从此走上了法治的发展轨道。     

《和名类聚抄》与《释名》论考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有史以来就不断地吸收中国文化,可以说其古代发展史就是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中国文献被大量地介绍到日本,对促进社会、文化、语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很多重要文献在我国已经失传,而在日本却部分或完整地被保留下来。对这些遗失于东瀛的逸书、逸文等资料的研究对于我国的古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和名类聚抄》的引文为中心对今本《释名》进行考察。     

冯子材《道贯三才》匾刻

灵山县烟墩镇龙塘村一户姓吴的农家厅门顶上,悬挂着一块冯子材题赠的匾额。该匾为木质,底色棕红,正文和款文皆为黑色,上下宽58厘米,左右长230厘米,虽历世一百余年,至今仍保存完好无缺。匾的正文为由右至左手书“道贯三才”四个大楷,字高60厘米,宽50厘米,笔划与匾面持平,刻有边沟。字体结构方整稳固,端庄严密,笔笔厚重,均匀有力,横竖画骨力内含,撇捺则带有飞扬之势。尤其“三”字的上两画平齐,此种写法为历来的楷书作品所少见的。这四字不仅体现了匾额题字的风格,而且与匾文内容十分协调,也反映了题匾者坚强而有力的精神气概。匾中有前后两款,皆用扁形的仿宋体字竖行阴刻于右左两端,字行上下顶满。前款为：“翰林院待诏月亭吴先生雅鉴”,“生”字与“雅”之间有一个字位的间距,字高4厘米,宽7厘米;后款为：“钦差太子少保督办钦廉防务兼办广西善后前广西提督军门世袭轻东都尉一骑都尉加一云骑尉色尔固楞巴图鲁冯子材题赠”,     

加都谷地 重访秘境

正一场震惊全球的大地震,把喜马拉雅南麗的尼泊尔推到世人面前。一年后,我坐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尼亚塔波拉神庙的台阶上,轻轻拭去浮尘,仿佛触摸它的灵魂。身着纱丽的女人从我面前轻轻走过,空气中弥漫着静穆与祥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尼泊尔两千年的岁月中往复穿梭……     

《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介评

《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以敦煌感通画为研究对象,内容涵盖了与古代印度、于阗、汉地三个区域有关的瑞像类、圣迹类、神僧类、传说类图像,时间从北朝跨越到宋元,考察视野则以敦煌为中心,扩展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大重要佛教中心。此文是对该书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所作的介评。     

新安沉船出水花瓶考

1975年发现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的元代新安沉船,因其船货类型丰富、文化来源多样,是东亚贸易研究的珍贵标本;尤其是沉船集中出水的一批瓶壶容器,更是学界研析其时花器形态、组合与文化功能的重要资料。瓶花之制发展至宋元中国,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受众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体现出日常化、普及化的盛景。既有各擅所长的南北名窑,又得气韵朴敦的仿古吉金;成对多居列寺社、家堂的香花供器,独陈则跻身书斋、庭院的清供雅玩。而镰仓中期以来,通过中日寺社贸易,经由日本禅僧的推动,精致的宋元花瓶大量流入日本,在禅林社会与武家阶层的祭供、鉴藏活动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其后的室町时代成为武家权门标示权利财富与赏鉴品位的仪物。这批来自沉船的瓷铜文物俨然一面可窥测中日文化的双向镜;瓶壶中存贮的,不仅是水酒礼料与香花之实,更是中世东亚社会文化传播与仪制流变全方位、多层次的意象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