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承潮其人其画

贵州自明代立省以来,与外交流渐为畅达,有识之士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黔地雄浑苍茫,壮阔连绵的山川,使多少词客骚人为之诵吟篇章,又使多少丹青妙手为之泼墨挥毫。从传世之作,或文献载录中了解,有清一代,入黔画家黄向坚,邹一桂、洪亮吉,钱维城皆有以贵州山水为题材的画卷。黄向坚寻亲过黔而后作《寻亲图》册、《盘江图》轴等画图流传至今,并自到过西南诸地后,画作以此方题材为多。邹一桂宦黔六载,遍及贵州山山水水,自述：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楝亭集》未收录的曹寅诗三首

清人邓汉仪《诗观二集》中辑录了曹寅诗三首,出于其未刊诗稿《野鹤堂草》,因诗稿迷失,《楝亭集》未收。     

西周匍雁盉与邢公簋的再研究——兼评袁广阔等以铭文“丼”定王臣说

根据相关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西周匍雁盉铭文中的“邢公”是应国使臣对邢侯的尊称,邢公簋铭文中的“邢公”不是王臣,而是邢侯的自称。以铭文中的邢字作“丼”则定为王臣,这一说法是不准确、不能成立的。     

东周龙凤耳陶簋的分析与研究

龙凤耳陶簋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仿铜陶礼器,沿用到战国时期。簋身为盆、盂或豆形,腹有对称的龙耳、凤耳,耳多形体较大、造型夸张,器身及耳有彩绘。山东地区出土较多,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出土。本文在对此类陶器进行型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其空间分布、器物组合等,发现此类仿铜陶礼器在滕国、鲁国、齐国都各有不同,透过不同区域的代表器型,可以窥及背后的文化属性。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扎尕那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国家旅游业提升综合竞争力的一种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民族地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扎尕那村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未来扎尕那村游客人数进行预测。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利于扎尕那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创新旅游产品,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加强人才培训,增进多方沟通,以此延长当地生命周期,丰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案例,为扎尕那等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策略探究

甘肃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节点省份,长征革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全国范围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从管理制度、资源整合、文旅融合、数字化开发等方面探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建设保护策略及路径,以期为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绵薄之力。     

“以我观石”与“以石观我”——《西清砚谱》所收明清古砚“物形”研究

《西清砚谱》以清宫旧藏历代古砚为基础,选取其中240方形态各异的古砚编撰成书,代表着清代官方收藏的最高典范。书中所收古砚,从外形轮廓来看,包括圆形、方形、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等多种形制,就其中所录的明清随形古砚而言,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这三种类型最具特色,堪称古代砚石的经典造型。这些极具特色的古砚造型传达出古人在设计制造砚台时,或是严守传统文化思想,遵循器物自然形成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砚石自然天成的品质;或是充分发挥匠人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作品,使每一方古砚都充分体现出“应物象形”“物我两化”的传统造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