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融合背景下蓬莱区渔家乐改造设计研究——以抹直口村为例

伴随着全域旅游的快速发展,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渔家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前来游玩,成为渔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以蓬莱抹直口村为例,研究当地渔家乐建设现状,发现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融入、产业链完善、生态发展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利于当地渔家乐建设发展的策略。     

东下冯遗址冶铸遗存研究

本研究对东下冯遗址出土的17件第三期冶金遗物进行了金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其中1件附渣冰铜块的检测表明该遗址的铜有独立于锡、铅料的来源。熔铜渣及铜块的分析表明第三期时已经使用锡青铜,同时还有铅青铜、铅锡青铜、砷铜等合金种类的应用。青铜合金通过向红铜中添加锡、铅物料(可能含砷)得到,与二里头等遗址类似。     

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马超飞鹰——国宝铜奔马新名称考证

1969年秋,甘肃河西地区武威雷台发现了汉将军墓,次年将墓藏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运往甘肃省博物馆。该馆接收时,将其中的稀世国宝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以"马踏飞燕"的名称登记收藏。后来考古学者发现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故1971年在北京及以后在国内外多次展出中改名为"铜奔马"。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学者根据各自的见解对该国宝的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提出若干不同的名称,但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经对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认为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极可能是鹰或鹞,"铜奔马"名称有马无鸟,不能矫正"马踏飞燕"名称的偏颇,也无法阻止错误名称的传播。为此,建议将"铜奔马"、"马踏飞燕"正名为"马超飞鹰",以便更贴切地反映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本意,显现出奇妙的艺术造型与构思,保持国宝名称的真实性与庄严性。     

鹤嘴斧的功能及相关问题探讨

通过考察鹤嘴斧的尺寸和柄部形态,对鹤嘴斧的功能进行了辨析,进而对鹤嘴斧的具体用途作出了推测,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北方地区鹤嘴斧的来源问题提出了一些认识。     

铜熨斗的研究与修复——以金代铜熨斗为例

文章主要介绍了一件金代铜熨斗的陈列性修复过程。修复前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其成分进行分析,并进行了病害分析、病害图绘制,详细阐述了修复过程中清理除锈、粘贴配补、作色做旧等步骤,并将修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记录下来。     

直省商政统筹与清末外官制改革

清廷对于直省商政的统筹,始于1907年颁布的直省官制通则.其通过设置劝业道统筹农工商各业,藉以实现“集权”之目的,恰是清末官制改革试图改变内外相维格局、转为上下有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改制前各省主管商政的商务局同时兼具生产与行政双重属性,无法完全归并于劝业道,导致清廷集权的举措未能按照预设安排施行.这一曲折不仅反映了改革目标与结果的差距,也表明制度移植不能脱离国情.     

关中西部周秦铜镈研究

陕西关中西部出土的铜镈应源于北方夏商时期的铜铃,其时代分别在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它们应是由本地铸造的青铜乐器,但也不排除同时吸收了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诸文化因素的影响。关中西部铜镈多为窖藏出土,体形硕大,装饰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北京嘉信

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6月16—17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2007年度春季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推出为中国书画、油画、瓷器玉器、奇石、铜佛像唐卡专场。油画专场中汇集了中外华人艺术家的油画精品佳作。当代著名油画家李泽浩20世纪60年代的成名作《你追我赶》,也是中国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幅“政治黑画”。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日本的“不援张”政策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于华盛顿会议刚刚结束之时,对各国而言,这场战争是一块试验《九国公约》精神的试金石。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任何国家对中国内战的干涉都会被国际视为违反《九国公约》精神的行为。因而,各国对第一次直奉战争都抱以旁观的态度,包括与之关系最为紧密的日本。这一阶段,虽然日本驻华机关中部分外务系人士以及大部分陆军人士认为应当给张作霖以援助,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中央拒绝了这种建议,最终并没有给予张作霖实际的帮助。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依然对张作霖采取不予援助的政策。当时中日舆论传言日本将其在西伯利亚看管的武器直接卖给张作霖,这并不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