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核设施遭攻击是以色列挖的‘陷阱’。”纳坦兹核设施刚启用一天就发生事故,显然惹恼了伊朗。伊方将批评矛头指向以色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要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报复”。在他看来,以色列企图通过破坏纳坦兹核设施,“报复对解除美方制裁保有耐心和理性态度的伊朗人民”。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零团费演化机制分析

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论、博弈论等基本理论以及心理学对理性的阐释,本文剖析了零团费的产生和存在根源,建立了零团费演化的“路径依赖”机制模型和均衡模型两个简单模型,并得出结论：零团费是客源地和目的地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表现,零团费最终根源在于消费者有限理性决策和我国大众旅游者独有的消费特征,消除零团费需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阶段。     

简析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随着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地走向了我们的生活,而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使得西方价值观来势汹猛地向全球扩散,各种思想也呈百花齐放之势,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全球化思想的言论也同期出现,并迅速向全球扩散。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绝对权威性,世界本身就具有多种面貌,所有的有关世界历史的表述都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任何一种理论想要统一全球化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都只是一种概念性存在。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历史叙述者都是按照自己的一种形式、结构来构建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到,笔者在描述多样性的世界历史时,把表现历史的权利公平化、分散化了,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保持的理性态度。     

浅析英国人的传统性格

国民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个性特征,孤傲、传统和理性是英国人最为显著的性格。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渗透着东方智慧的光芒。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中国的古代神话就是中国这个早熟的儿童,通过神话的方式,对中国历代著名人物的思考与评价。中国古代的神话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尚德、尚功与尚智,着眼于著名人物对时代与民众的贡献,中国的古代神话与中国祭祀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因而中国的古代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之林中,是独具特色的神话之一。     

论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诗意与理性

裁判文书直接涉及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利益,其制作质量的高低是反映我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一扇窗口。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诗意化现象并不会成为主流。只有在规范格式的框架下,坚持理性思维,准确把握特定案件的具体特性,在释法说理时合理平衡法理与情理,以法理为主,情理为辅,才能制作出符合规范的高质量裁判文书,实现司法公正。     

“正统论”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性光芒

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论”中的理性光芒和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正统论”中的超越合法性上。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按照某种惯例引导人去想象自己与自身所处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不同,启发人从现实的角度思考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从而将“超越合法性”还原于人心。由此,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能够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价值理性时,应提倡“中华主流精神”,使它有助于建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结构模式,以参与新的世界史规律的形成。     

论和谐社会与统一战线理论在哲学视域中的契合

构建和谐社会,赋予了党的统一战线以新的使命。和谐社会与统一战线都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思想,同时,"合作理性"又是它们共同的实践哲学基础。从哲学视域中探讨和谐社会与统一战线的契合点,将有利于我们从思维的更高处把握二者的一致性,对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丰富我国现代化建设理论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