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泉友珍藏的浙江天地会皇帝通宝

最近,笔者应邀去一位日本泉友家中作客。泉友取出多年收集珍藏的中国古泉币,让我大开眼界。此友收集的中国历代古泉品种繁多,且不乏精品。我对其中一枚皇帝通宝颇感兴趣。此泉传世熟坑,黄铜质,小平式样,背有满汉文“宝浙”,铸造精美,应属清朝晚期天地会所铸之币,系真品无疑。此泉版类较多,背满汉文“宝浙”即其中的一种。     

乾隆时期西藏社会的生动“风俗画”——读古籍《西藏纪游》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负责人马丽华和季垣垣女士,长期热心于西藏文献整理工作。她们约我参加了《西藏纪游》一书的标点、注释工作,在反复释读和标点过程中,一幅幅200多年前西藏社会的“风俗画”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禁圃”瓦当及禁圃有关的问题

瓦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色的文物之一,故为学者及收藏家所珍视。近世以来有关瓦当的图录论著蔚为大观,而其中的秦汉文字瓦当,因往往蕴涵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则倍受研究者的关注。近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户县新得“禁圃”文字瓦当一件。经查著录,     

伊帖及其铜牌代币——新疆钱币图说（一）

“伊帖”为宣统元年伊犁官钱总局发行的一种纸币,由北京北洋官报局印制,竖式,尺寸为186×110mm(图1)。正面图文为蓝黑两色,中间直书汉文“凭票取制钱壹千文整”。按:伊犁通用制钱,官价制钱1000文合银一两,即伊帖面额。面额上方横书“伊犁官钱总局”,右侧为冠字编号,左侧为发行日期“宣统年月日”。日期及字号等多处汉文均系用毛笔填写,编号及金额数字上均压盖红泥印章(红压黑)。左下角盖红色长方图章,文为隶书“官钱总局”四字。在竖行龙纹内侧,右边有汉文小字“认票不认人”,左边小字为“失票不挂号”。钱票右边用毛笔书写编号,上盖骑缝章…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小学书残片考证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古小学类文本残片三件:80TB1:304,80TB1:002a和80TB1:151,在已公布的成果中,或定名有误,或未能识别.经过比勘和研究,可以确定这些写本分别是玄应<一切经音义>抄录本、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摘抄增订本和<切韵>的抄本.     

三件光洁如镜的西汉银盆

<正>1991年6月,在河北省鹿泉市高庄村一座汉代王陵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汉文物,[1]其中有3件折腹银盆颇为引人注目。3件银盆造型相同,而大小、轻重不一。其中最大的一件口径31、底径15.7、高8厘米,重 1.15千克;最小的一件口径26、底径13.7、高6.5厘米,重0.85千克;另外一件口径26.5、底径14.5、高7.5厘米,重0.8千克。3件银盆均为扁圆形,直壁,折沿,折腹,小平底。通体光素无华,色白如玉,其较小的2件腹部錾刻“五官”二字,字体为篆体。 银盆铭文“五官”是汉代后宫的女官名称,是帝王侍妾。汉文帝始置时规定,女官从昭仪起分十四等,五官位于十二等,禄秩相当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系统介绍伊斯兰教五大功修的第一通汉文碑

本文对河北宣化清真南寺的《重修礼拜寺记》碑的碑文进行了研读,考证了碑文内容、撰文者及立碑的缘由,认为此碑是我国系统介绍伊斯兰教五大功修的第一通汉文碑,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可洪《随函录》与汉文佛经校勘

五代可洪撰写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部对佛典中出现的字进行形体辨析、读音标示、意义阐释的书。该书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价值外,于古籍,尤其是汉文佛经的校勘整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分析了十个例子,意在引起学界对该典籍的关注与重视。     

从西夏铸币看西夏与宋辽金关系

西夏王朝皇帝在位时先后铸造西夏文、汉文钱币14种,这些钱币的铸造与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关系密切。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对西夏铸币与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