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

[日]菊池一隆,林琦、陈杰中译,朱家骏主编、校译的《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香港光大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2月出版,339千字。该书通过对亲身经历了中日战争的日本人反战士兵及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的访谈和调查,论证、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战俘虏政策、鹿地亘与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国民政府对俘虏的管理法令及日本人俘虏收容所中的反战运动等。     

周恩来关爱孩子剧团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我们的家和学校惨遭轰炸.同学们有的独自一人,有的跟随亲人躲进法租界的恩派亚难民收容所.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形势与日本在华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最早用于伪满洲国。1 941年前日人在满洲各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与军事工程中使用的“苦力”或强制劳工 2 /3是入满华北劳工。①那时 ,因“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占华北的战争对华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以及接踵而来的 1 939年华北地区特大水患 ,造成华北城乡众多失业劳工与难民饥民。而日本在华北各项“经济开发”事业均在恢复时期 ,所需劳力颇少 ,故日人向满洲、蒙疆大规模掠夺、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主要是靠满洲与蒙疆的劳工募集机关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     

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战场俘获之日军集中收容,并分别在陕西宝鸡与贵州镇远集中收容。贵州镇远是战时中国最大的俘虏收容所,在初期的收容过程中,收容所中存在一定问题。在中共安排下,康天顺来到俘虏收容所,对所内事务进行改革,较好地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并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贵州省镇远县档案馆馆藏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史料一组

1938年底1939年初,华东、华中地区依次陷入敌手,军政部所属第二俘虏收容所奉令内迁至贵州省镇远县.本组史料包括从1939年1月收容所初迁镇远县及至1944年6月间收容所与镇远县政府间产生的系列相关文件,对于研究国民政府内迁时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国民政府战时俘虏政策等有一定价值.     

江苏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

1937年,当日本侵略的铁蹄践踏我国的时候,江苏宗教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或呼吁,或设难民收容所,或组织救护队,或直接奔赴前线,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赞歌。     

考证南京难民收容所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研究,历来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譬如,对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所辖难民收容所的研究就很粗浅,甚至不能全部弄清难民收容所的名称、数量和难民收容人数。近年来,随着《拉贝日记》等一批西方人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的陆续发现,为史学工作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并越来越多地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

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这些欧美人士一起工作的还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各难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员以及国际委员会基层及协作机构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报酬、义无反顾地参与难民救助,承担了大量具体和繁琐的工作,与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样,他们也是英雄。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因此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研究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依据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对金大难民收容所作个案研究,以期加深对其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