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时代的阿伊努族人口政策

人口维持政策幕末是日本封建社会将要崩溃的前夕,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的问题,从1822年至1855年,即自幕府停止直辖虾夷地时,至幕府再次直辖虾夷地时为止,30年间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5,489人,即减少了22.55％。直接影响虾夷地的劳动力人口和兵源人口,严重的威胁着虾夷地的开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心史》真伪问题再思考——基于《大义略叙》记事特点的分析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一书真伪问题聚讼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书中长文《大义略叙》的记事问题。《大义略叙》是郑思肖仅靠回忆、见闻写成的宋末元初历史。虽然细节之处略显欠缺,但亲历之事,记载多大致无误;听自传闻,失实和不足之处略多;家族恩怨与遗民心态的影响也非常真切。这些记事特点与郑思肖的个人因素皆可相互印证,可证《心史》当非托名伪作。     

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辽代契丹人墓葬壁画的“启门图”探析——以宝山1号辽墓为例

宝山辽墓1号墓墓室北壁壁画中心位置为一开启的门户,门前侧立一犬、一山羊。此壁画即由汉朝以后中原墓葬壁画常见题材"启门图"演变而来,它反映了契丹族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的多元性。宝山1号辽墓壁画"启门图"中的犬、羊,当是卫送、伴送死者魂神归往契丹黑山的使者。"启门图"中的门,即死者魂神归往契丹圣山,进入神仙世界的通道。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