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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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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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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个日子并非因游人们越来越需要森林的旅游时代所定,而是奠基在1915年。那年7月30日,经孙中山提议,北京政府把清明节定为中国植树节。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后,于1928年3月12日执行了植树仪式,并于4月27日做出决定,改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之日定为植树日。建国后,植树造林是党中央向全民发出的号召,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把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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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一、一个矛盾的问题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1927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期间,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因此,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民国北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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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发行混乱为中国近代币制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世纪后半期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时起,就无视中国主权,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发行兑换券(即银行券,中国近代习惯称兑换券),成为中国市场的流通货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后,援照外国章程,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因其携带轻便,交易便利,迅速在市场流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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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这些事实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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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该书由吕乃涛、陈昌滨、苏骏编著,2014年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华纸币研究会编撰的《中国纸币标准图录》系列系统工程中中央银行部分的首部,随后将陆续出版剩余三部。书中辑录了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南方广州军政府在1923年广东革命根据地设立的第一家以中央银行为名、准国家银行性质的广州中央银行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新设上海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