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传韬说陈诚

2005年12月1日,原台湾“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先生,台湾籍教授魏萼先生,中国民建原副主席李崇淮,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美国华侨协会副会长、美国黄鹤楼集团总裁田长炤先生,曾参加过武汉会战的武汉民革成员刘一曙、方知等老将士和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及周边院校上千人来到     

三十一岁的清华大学校长——忆我的父亲罗家伦

罗家伦,是一个不该陌生与遗忘的名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简单的符号来概括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几个字符勾勒出罗家伦的一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罗家伦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概念);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十年掌权者。     

寒鸦悲鸣正秋时——记抗战前夕苏州六一消夏词社

民国18年（1929年）,正值荷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两地任教的词曲大师吴梅,趁闲暇回到家乡苏州,在其住所潜心词曲研究。夏日炎炎,椅席炙手,恰友南归。借此兴然发起填词消夏之约,吴中同人王謇、邓邦述、张茂炯、吴曾源、杨俊、潘承谋、蔡晋镛、顾建勋等八人应和,遂建六一消夏词社。     

铁蹄下的抗争——记抗战中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拉开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序幕。当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如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公开做了汉奸,后于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代主席的伪国民政府。滞留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们,不仅倍受日伪的蹂躏,而且还要承受失学之苦。     

众体俱长的书法家——陈恒安

陈恒安（1910—1986）,名志谦,又旬恒堪,号宝康,贵阳人。著名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文学家、诗人。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1931年因母病肆业回家。得著名文人杨覃生、乐嘉荃、王仲肃诸人指教,在文学、诗词、训诂、书法、考据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书法,郑珍、莫友芝、郑知同、何威风、姚华、王仲肃等大师的影响下,反复揣摹其神风,     

中大毕业后的生活

两地分居我在中央大学借读的两年,赵瑞蕻在柏溪分校当助教,不大来沙坪坝。他似乎只来本部办过一两次事,范存忠先生照顾我们,临时把自己的宿舍让他住一下。我们真正是两地生活,各顾各的。赵瑞蕻比我用功得多,一直在写作、翻译。他译《红与黑》的时候,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中译本。翻译《红与黑》最初好像和一个叫《时与潮文艺》的杂志有关。那是一个着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可能是当时这方面最突出的。赵瑞蕻在上面写过《斯丹达尔与他的红与黑》,大概算较早介绍《红与黑》的。     

《岁寒交图》

谢孝思,字仲谋,1905年生于贵阳市。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系,师从汪采白、吕风子。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是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     

初到南京

学校的安排我们是第一次到南京,没有自己的家,除了些随身物品,一无所有,真的是“身无长物”,和流浪汉差不了多少。一切只能靠学校。学校的汽车把我们从下关码头一直拉到了四牌楼,那是中央大学所在地,而后安排我们住下来。教授住在教习坊,那里原来就是中大教授的住宅区;也有教授在外面租房子住。     

抗战胜利与复员

日本人投降了!赵蘅满月后,我又住回了中央大学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里来的,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     

蒋介石视察中央大学

抗战期间，一次，蒋介石来到中央大学视察，宋子文、孔祥熙随同。当时条件很艰苦，校舍很简陋，学生的生活更是不如人意——没了家里资助，补助叉很少，不少学生不得不典当衣服。吃的是糙米，里面不仅有糠，还常常有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