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迁都洛阳后北魏六镇的地域社会特征

北魏中期迁徙汉族到六镇戍守,减弱了六镇的鲜卑化趋势。孝文帝改革之后,六镇富豪学习汉文化,平民中也有学习汉族知识技能的趋势,因此,汉化成为孝文帝改革后六镇的文化趋势,不能简单以“鲜卑化”概括六镇的文化特征。深入探究六镇的社会特征,还可发现,六镇地区有普遍注重军事的传统,突出表现为对军事理论的总结、学习和研究,因而六镇成为最具潜力的军事集团。六镇的民众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缺乏政治意识和战略眼光。六镇社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社会,所以血缘在社会关系中作用不太明显,乡里、友情、婚姻是粘合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人际关系相对平等。以上社会特征对北朝后期、隋、唐初的历史有深远影响。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蔑视亚洲,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进行了颇为极端的批判和诟骂。他申言“脱亚入欧”,主张用武力干涉中朝事务,尔后又为战争辩诬。其言行与帝国主义行为适相表里,与二战后日本美化侵略逃避战争责任之遁词亦若合符节。剖解福泽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思想遗患,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民族主义之思想根源,还将有益于对福泽思想之复杂性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大肆掠夺中国东北资源,欺压、奴役中国人民。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大好河山的目的,侵略者采取种种卑劣的统治手段,以宗教为工具,进行精神控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其信徒数量来说,居东北宗教人口的第二位,且又“最团结巩固”,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拉拢东北地区伊斯兰教上层人物,来离间伊斯兰教徒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关系,引诱他们反对、分裂中国,妄想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同时又对广大穆斯林采取监视、奴役、迫害的殖民主义政策。     

浙江诸暨牌头六朝墓的发掘

诸暨牌头镇六朝古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六朝青瓷器,特别是诸牌水M2发现了南朝“永初年宣”4字模印墓砖,为六朝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刘桢年谱》的史料价值

《刘桢年谱》是新发现的历史献。刘桢,明末清初河南新郑人,亲历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刘桢80岁时自订的这份《年谱》,真实地记录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状况,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清社会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