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事比天大——大通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冬末春初,寒意尚未退去,但放眼大通农村,处处可见生机勃勃的画面:温室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暖棚罔舍里,牛羊膘肥体壮;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车间里,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近年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壮大龙头企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湟源的城隍庙

湟源城隍庙位于青海省湟源县城关镇湟源古城内西北隅,庙宇坐北向南,三进院落。中轴线上有大照壁、山门殿、过厅带戏台、牌坊、城隍殿（亦称鉴心殿）及后寝宫。东西两侧有钟楼、鼓楼、十王殿、配房等建筑。总建筑面积约2300余平方米,占地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可贵的是殿宇房舍无一例外仍为清代原构,院内台基踏步、卵石铺地均保持百年前原样,是我省保存最完好的城隍庙。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精致的旁观者——为郭建强的诗集《穿过》而作

我与郭建强相识已久,一直引为兄弟,他少言寡语,行事沉稳,几乎从我们相识之初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他的诗歌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语言风格甚至书写内容的指向上,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不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史记》校勘史述论

历代校勘<史记>的成果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记>古本资料,而且它们清楚地显现了古本<史记>如何成为今本<史记>的轨迹;同时,这些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学者对<史记>的关注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     

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

近现代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渊源颇深.他曾于1921年底至1913年5月和1928年至1929年间,先后两次职掌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去世后,他的数千种藏书辗转归入国家图书馆,成为服务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珍贵典藏.陈垣先生藏书重于实用,因此,其所藏之书基本上为所阅读之书,留存于藏书上的珍贵批校、题跋,反映了他的艰辛学术历程.他又广交时贤,乐于助学,领袖群伦,与许多学者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其藏书中有不少即来自同道故友、晚学弟子的呈赠,这部分书籍以及其中的题赠,不仅反映了他与题赠者的学术交谊,也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笔者兹据读书所见,结合相关材料,对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做一初步的介绍.     

艰难的磨合:廖仲恺与民初商人关系探析

廖仲恺与商人在政治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和冲突,在财政经济方面虽有矛盾,却需要妥协与合作。从民元至20年代初,双方以调适、合作为主。1924年扣械潮发生至广州商团被镇压期间,廖仲恺成为商人众矢之的,双方冲突达于极限。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需建立革命联合战线,廖仲恺加强了同商人的团结与合作。     

古代中国人造蓝紫硅酸铜钡颜料

这篇文章是对四件附着有硅酸铜钡颜料的中国古代器物的研究。其中三个样品是彩陶颗粒,来自甘肃省张家川马家源遗址,它属于战国晚期（474-221BC）。另外是对山东章丘威山汉墓壁画上的（206BC-8AD）单个晶体的单独研究。一个彩陶颗粒样品和单个晶体表明有中国深蓝（BaCu2Si2O7）存在,这是一关于硅酸铜钡的新发现。相对于已知道中国蓝（BaCuSi4O10）和中国紫（BaCuSi2O6）,这种BaCu2Si2O7成分被称为中国深蓝,该彩陶颗粒的颜料层也含有中国蓝中国紫。还运用了SEM和EDX对其表面形态的分析和通过拉曼光谱对中国蓝、中国紫元素成分的分析。x射线对单个晶体的分析知道了BaCu2Si2O7化合物的结构。通过现代仪器的综合分析研究,推断前期硅酸铜石英相谱图,白色Ba2CuSi2O7成分,仅有很小的可能性在历史遗迹中找到该颜料。     

现代农业与小农制衔接的两个理论问题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需要解决两大实践难题：一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二是如何培育资本农业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钱从哪里来”和“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两个理论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如何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对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讨论做一回顾性阐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大众化”——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探析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教育、重构意识形态、建设自身等政治传播方式,改造了旧社会意识形态,重构了政治权威,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首次使之“全国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这次全面实践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其传播的原则、路径等,还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借鉴。     

论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思想

孝亲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石之一。在敦煌佛教文献中,就含有大量的有关孝亲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宣扬父母的养育之恩、宣扬孝子的孝行、对不孝子行为的鞭挞等三个方面。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观念是敦煌地区儒释交融的结果,并且与儒家所提倡的孝亲思想在目的、对象、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