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与居民心理健康——基于北京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8年来自北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个人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新市民的影响更突出。个人社会资本中密切交往的网络规模、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经济支持两个维度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在新市民和本地市民群体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个人社会资本能够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本文验证了社会生态学的健康促进模型的相关假设,即外部环境特征和个人社会资本相互嵌套共同影响个人健康水平。鉴于此,健康城市规划需兼顾“硬件”与“软件”层面,既要构建公平正义的空间环境,还需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培育。     

从老股票看20世纪50年代的股份制企业

从已搜集到的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的几种老股票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股份制企业至少存在三种类型。旧社会承继下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对象和主角,通过实行“定息”,以“赎买”的方式,切断了所有制与经营者之间的联系,此时的股票与债券无异,股东与企业的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和城市中的街道办股份制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目的都是在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和改变小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目标是建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汉语大词典》古时间词条补正二则

本文补正了《汉语大词典》古代时间词二则,指出“晏食”条释义错误,“亭午”条释义不全等。     

城镇化的新形式与中国的人口城镇化政策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对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分析了上述城镇化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在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政策上的意义,认为相关研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对上述新特点和新形式予以更多的关注。     

《河南通史》评议

《河南通史》是河南省“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填补了河南地区没有地方通史的空白。该书在研究特色上有自己的特点和优长之处,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既在全国整体中写河南,又注意突出河南地方特色;注重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资料翔实,既广泛运用典型的正史资料,又充分使用方志资料,并重视使用考古资料,实现了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观点多有创新。不足之处是,某些观点还有可商榷之处,各卷之间的布局不够均衡,某些部分显得单薄。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海外会展业空间布局的研究及启示——以德国、香港为例

本文从产业布局的研究角度,分析了会展业的产业特点,概括了当前会展业布局的现状,以德国和香港会展业布局的经验为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了对会展业布局的条件和要求,并对我国会展业的布局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①会展中心城市的布局需考虑综合因素,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②注重城市的产业特色,发展专业性的会展,创造名牌的会展产品;③发展会展业应与城市发展战略相结合,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④大型会展中心的布局需要规范的科学论证。     

近代以来国家恐怖主义的特点及构成要素

国家恐怖主义是由政府实施的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则是国家恐怖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产物.国家恐怖主义具有制度化、公开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并具有独裁政治,庞大的镇压机器,镇压性的特务机关,非人道的人身迫害,非战争状态下对大量人口的集体收监、屠杀或迫使其流亡,针对社会知名人士的暴力行为等构成要素.     

建国初期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开展了全面的农具改良工作.政府通过建立农具管理和服务机构,兴办工厂,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大量增补旧农具,积极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农具改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产量,同时奠定了农机产业的基础,为后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做了铺垫.由于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农具的实际需求了解不充分,农具设计和制造水平低,新式农具质量较低,价格偏高,技术传授和维修服务差,经营管理相对落后,新式农具推广使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农具工作政策和措施的失误,不仅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也损害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