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太和殿动力特性与常遇地震响应

为更好地保护故宫太和殿,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太和殿的动力特性及常遇地震作用下的响应。采用弹簧单元模拟榫卯节点及斗拱构造,并考虑柱础为铰接,建立了太和殿有限元模型。通过模态分析,获得了太和殿基频及主振型;通过对模型进行时程分析,获得了典型节点的位移、加速度响应曲线,以及典型单元的内力响应曲线,评价了太和殿的抗震性能。结果表明:太和殿基频为0.9Hz,主振型以平动为主;常遇地震作用下,太和殿能保持稳定振动状态,结构的内力和变形均在容许范围内,且斗拱及榫卯节点均能发挥一定的减震作用。     

古代彩塑和壁画中植物纤维种类鉴别

针对古代彩塑泥层和壁画地仗中植物纤维种类鉴定技术欠缺的现状,开发出一套以纤维横截面细胞形貌识别为基础的植物纤维种类鉴别方法。从秸秆类植物的化学脱胶技术、提取单根纤维、纤维横截面切片,以及纤维截面细胞形貌对比等开展了系列研究。将该方法应用于彩塑泥层和壁画地仗中常见的9种植物纤维：麦秸秆、稻秸秆、玉米秸秆、高粱秸、黄麻、亚麻、苎麻、剑麻和棉花,并以宁夏须弥山石窟以及甘肃麦积山石窟的彩塑文物样品中取出的纤维标本为例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须弥山石窟彩塑粗泥层中的植物纤维为小麦与黄麻,细泥层中的为苎麻,彩塑佛像手指中的为棉花;麦积山彩塑泥层中含有麦秸秆。研究结果证明本方法可以应用于文物样品中植物纤维种类鉴别。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殷都安阳兴衰的地理因素探析

殷都安阳的兴起和发展与安阳一带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农业、交通、人口、历史文化基础等地理因素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商晚期以后,安阳的衰落与安阳一带的自然环境趋于恶化,政治中心转移,经济衰退及军事防守方面的缺陷和漕运不便等地理因素有关。     

高寒地区土地资源利用评价的GIS支持研究——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为例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人地关系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物质信息载体,是评价人类生境的一个重要对象。土地利用是人类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对区域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情况。土地资源的现状评价,是反映人地关系协调程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GIS先进技术手段,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土地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了评价。表明了GIS技术对该区域土地利用评价起到了缩小工作量,提高精确度的作用。并且从土地利用角度对海北州人地关系现状进行了描述。     

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形成机制研究

长株潭地区现有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177个建制镇及360多个集镇,是湖南省城镇体系发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全国"十五"期间重点引导和培育的七大城镇密集区之一。本文定性分析了政策机制、乡镇企拥与商贸市场集聚布局机制对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影响,采用回归分析法、关联分析及经济联系强度计量模型定量研究了投资机制、辐射机制在长株潭城镇体系形成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发展成效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机制的综合作用。为促进长株潭城镇体系的优化建设,应在进一步完善各单项机制的同时,搞好各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各机制综合运作的组合效应。     

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

宋代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团中一些政见相同,利用会社组织,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会社组织活跃,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对汉画像石研究的几点看法

汉画像石是汉代中下层人士的遗存,它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风、民俗、民情,其内容主要为墓主生前生活的写照,但也有对死后生活的企盼。汉画像石的产生是由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思想观念及因地制宜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中对华人问题的考虑(1965-1997年)

1965年至1997年是苏哈托真正控制印尼的32年,其间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起起落落.双边关系的冷热都折射出各自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中国对印尼外交政策来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改革开放前的冒进与偏激(1965-1979年);推动复交前的平和与务实(1980-1990年)以及复交后的淡化与消退(1990-1997年).对印尼华人问题的考虑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经过阶段性的改变和调整,直至脱钩,既是为赢得印尼的信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