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锈蚀结构组成及形态的比较研究

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X射线电子能谱(EDS)和金相显微镜(OM)等方法,分析比较了染有“粉状锈”与未染“粉状锈”的典型青铜残片的锈蚀产物的矿物组成、腐蚀层分层结构及金相组织。结果发现,未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腐蚀层一般分为二层,外层是二价铜化合物,合金组织中未见α (α δ)组织,锈蚀产物中不含碱式氯化铜;而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都含有碱式氯化铜,其断面腐蚀层分三至四层,且每层锈体的结构和元素组成各不相同,在靠近合金基体层的锈层中发现了大量的CuCl存在。结果表明,青铜文物表面锈蚀覆盖层的致密性、空气中的湿度及锈层中CuCl层状分布的存在,是青铜器表面“粉状锈”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玉石覆面研究

玉石覆面是玉敛葬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在型式分析的基础上,对玉石覆面的分期和各期特征、定名与功用、产生与消亡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玉覆面出现于西周中期,西汉前期以后消亡.形制上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西汉前期之后,逐渐演变成较为简单的窍塞和更复杂的玉衣这两种形式.玉石覆面具有殓尸、防止尸体腐烂、引导灵魂升天和体现身份等级的功用,一般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重要性-绩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竞争力越来越被关注,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领域.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了适合中国实际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旅游吸引力因素、旅游实力因素,旅游潜力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重要性一绩效分析方法(IPA),实现对某一特定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因素进行诊断性分析:形成以重要性和绩效性为测度的四个象限.最后,以云南旅游竞争力因素调查为基础,运用IPA法分析了云南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优劣势,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云南省的旅游竞争力策略性建议.     

连云港境内吴文化遗存的初探

连云港境内石室土墩、几何印纹陶、吴国青铜器等吴文化遗存的发现,对探讨吴国与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     

陶行知与汇文书院

作为教会大学毕业生的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从一个尚且懵懂的徽州少年,转变成了一名追求自由民主、信奉“知行合一”的先进青年,成为他“爱满天下”的教育事业的逻辑起点。可谓金陵大学是陶行知早年智悲双修、悟证光明的菩提树。本文将通过陶行知在早期金陵大学求学经历的考察,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教会学校间的特殊关系。     

兰花的文化内涵与儒学的人格定位

兰作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它的内涵是多重的,自孔子对它的化内涵作了人格化定位后,它显示了自身的延展性,在不同的化背景下对儒学人格进行调整、补充。而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又使兰在儒学人格的象征谱系中始终占据着“王”的地位,体现了儒学中浓厚的“兰情结”。     

概论考古现场出土木质遗物的脱水保护

使木质中的将蒸发的不安定的水转换为圆形的不易蒸发的物质是保护木质遗物的关键所在。     

西汉石范铸钱原因初探

长期以来人们对西汉钱币铸造的研究 ,多集中在陶范、铜范上。笔者在研究古代钱币铸造工艺过程中 ,发现汉代用石范铸钱是比较多见的 ,但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 1 3年 )前这段时期。冶铸史界有人认为石范只是钱范的中间体而已 ,并不用于实际铸币。本文拟就发现的石范及相关问题试作探讨 ,不当之处 ,请有关专家指正。一、石范出土概况据查阅文献资料的结果 ,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石范粗略统计为一百余件 (数量不明的一些残块未计算在内 ) ,均为阴文子范 ,多数范上有浇注使用痕迹 ;范的形制上 ,除少数几件圭首形外 ,其余皆为长方形 ;石…     

中国古代石范铸钱模拟试验研究

石范的出土在我国并不鲜见 ,青铜时代的许多遗址、墓葬中常有诸如刀、凿、锛、鱼、钩、斧、镞、钺、剑等的石范出土 ,质地有所谓砂岩、滑石、片麻岩、千枚岩等。承接传统青铜铸造技术而来的钱币铸造业中 ,石范的出土更多 ,尤其在汉初至汉武帝元鼎四年 (公元前 1 1 3年 ) ,主要使用于半两钱时期。然而 ,对于石范能否用于直接浇注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 ,石质范由于透气性差、退让性差 ,又含有结晶水 ,不能用于直接浇注。为了验证这一问题 ,中国钱币博物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支行、鄂州市博…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