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水木质文物的理化性能和微观结构表征

通过对2002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梓木的基本性能分析表明,出土梓木已遭受严重腐蚀。显微分析、化学分析和红外分析均表明出土梓木的多糖类物质发生了严重降解和溶出,但木质素相对含量增加。多糖类物质的降解提高了木材纤维素的亲水性,增加了木材的孔隙,是导致出土梓木饱和绝对含水率增加、基本密度降低和力学强度降低的根本原因。富含木质素的胞间层保存完整是出土饱水梓木仍能保持完整的外形的主要原因。     

历史题材展示陈列设计中的气氛控制

在历史题材展示陈列中有效地设计现场气氛,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有助于观众深切领会展示题材的内涵。本文就历史题材展示陈列设计中的气氛控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秦为春秋大国说

古今学者或称春秋之世秦不为强国。其实,秦在春秋之世曾护平王东迁、称雄西戎、助晋称霸、救楚危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其在东周之初得为封诸侯,领有周之故地,取得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同时又凭借其独特的易守难攻之势,全力经营西戎,没有在中原的争霸中无谓地消耗能量;再就是用人得当,用人得力。凡此种种,导致秦成为春秋四强之一。     

人类骨骼考古中的行为重建

人类行为重建在探讨古代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等级差异、经济模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骨重塑理论和磨损理论,目前可使用3种手段对古人行为进行重建,分别是起止点改变、骨骼测量和古病理学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可以根据材料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 来选择合适的方法,也可将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本文以北京和上海两个一级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为案例地,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者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商品的兴趣度、对旅游服务质量和对整体旅游环境氛围的评价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运用极小极大离差法进行指标的筛选,并应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将所采集的北京和上海的数据代入该评价体系进行计算后发现,上海的总得分高于北京。     

青岛物流产业发展的空间竞争研究

物流是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之下,由运输、仓储、包装、装卸、加工和配送等环节所组成的,有形物品从产出源地到最终消费地的流动仓储活动。物流产业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型服务产业,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通过构建国际物流流程模型,探索港口城市国际物流的运作机制和一般规律;通过对三大港口城市进行港口-腹地关系的对比分析,揭示青岛物流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竞争;最后,结合青岛在区位、水深、腹地以及港口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提出青岛物流产业发展的方向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下中部流出地村庄的人口转型特征与微观成因——以湖南岳阳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驱动下,乡村人口转型呈现就近非农化不断增强等新特征。本文以岳阳市为例,首先揭示人口转型的总体格局,选定城关型、偏远山区型、传统农业型三个典型村庄,全面透视其外出、常住人口的转型特征,揭示自然本底、地域经济、社会服务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人口以流向省外为主,但回流增强,主要流向镇街;城关型村庄人口以就近（地）非农化为主;偏远山区村庄异地城镇化为主、就近非农化为辅;传统农业村庄人口外流、就近城镇化与非农化并存;村庄资源禀赋及利用程度、地域经济水平、生活服务配套等对人口外出程度和距离、择居（业）、年龄和家庭结构、村庄兴衰有不同影响,城镇化应因况施策。     

降雨对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明长城破坏的初步分析

降雨是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明长城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调查中发现,降雨对遗址破坏严重。为了研究降雨对遗址的破坏,在对遗址详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遗址特征与遗址区降雨特点,并参考土壤侵蚀学等方面理论,分析了降雨对遗址的破坏形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降雨对遗址的破坏形式可分为直接破坏和间接破坏两大类。其中,主要破坏形式为冲沟侵蚀、片流面蚀和雨蚀剥离。影响因素包括降雨特点、遗址形态、土的性质、植物生长状况和地幔层等,不同破坏形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本结果不仅丰富了降雨对土遗址破坏方面的研究,还为后续陕西榆阳区明长城保护加固措施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中子衍射和成像技术在文物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中子衍射和成像技术是利用中子束穿透性强、元素分辨率高等特点,对物体进行原位、无损和块扫描,实现材料组成定性定量分析和内部结构可视化检测。在此通过介绍中子衍射和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特点,总结其在国内外文物领域的应用研究现状,显示中子衍射和成像技术在文物研究中的突出优势和广阔应用前景,为其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