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与美国早期ABM部署计划

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1966年10月又成功试射了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制导导弹,自此进入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国家行列。中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任期内的ABM部署纷争,并最终在“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和“限制伤害”理论的指导下部署了美国早期的ABM防御体系。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博弈论视角下的卢沟桥事变

本文主要运用博弈论模型对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地方性"事件演变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伊始,中日两国都不同程度地想避免卷入全面战争,但是由于双方在卢沟桥事变后所采取的对策使得他们陷入了"谁是懦夫"的困境中,最终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论北朝妇女的妒悍风气

妇女妒悍在北朝是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北朝妇女多将妒悍作为一种检校夫婿的职责,不惜采取各种方式防止夫婿纳妾和再娶。北朝妇女妒悍得到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和默许,北魏时,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迨至北齐,其风日盛。北朝妇女妒悍风气日盛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原因：鲜卑族原始社会风习的影响是其历史根源;魏晋以降社会风气演变的结果;北朝男性重娶和贵嫡贱庶社会风气是其社会根源。     

从离婚权的演变透视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

犹太教允许离婚.在<圣经>时代,犹太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犹太妇女没有任何话语权.到了<塔木德>时代,犹太社会尽管对男子的单方面休妻权利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婚姻的男权制结构,犹太妇女在离婚问题上依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种局面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了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通过犹太社团最具权威的"市集大会"颁布的法规条例而不断地强化,从而使得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在附属中有了改善.     

张家山汉简所见汉代婚姻禁令

张家山汉简中的婚姻禁令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关通婚范围的禁令,包括禁与逃亡者为婚、禁奴与主婚配、禁异国通婚等内容;二是有关婚姻伦理的禁令,包括禁通奸、禁烝报等内容.这些禁令既对当时的婚姻嫁娶有强烈的规范意义,又对后世的婚姻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被边缘化的群体：印度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

针对国内外印度华侨华人研究边缘化的现状,从人口特征、职业特征、文教事业及社团、宗教信仰及族际通婚等方面对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华侨社会进行了分析,对印度排华运动、由此造成的印度华人社会的衰落,以及中国政府接侨及归侨的安置情况进行了阐述,认为印度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将会对印度华人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依旧是“客人”：印度加尔各答客家人认同的重塑

从奥兰多·帕特森的种族定义入手,探讨加尔各答客家人种族认同的构成,就加尔各答客家人而言,有三个因素对确立和维持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即国家和民族政治、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职业的分层制经济和东道国以“洁”与“不洁”之间的象征性对立为基础的宗教制度。种族、种姓、语言和宗教是维持种族认同的几个重要因素。种族认同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职业、教育和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客家人其认同轨道会截然不同。     

文化认同的传承与创新：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研究

作为对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从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在南亚唯一唐人街及华人社区生活的加尔各答华人多元化宗教信仰。通过对其宗教信仰中“中国传承”和“住地创新”两方面内容的归纳分析,揭示出在印度加尔各答华人社区内,独特的中国及印度元素兼备的华人多元化身份特征及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