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手机数据的北京城市女性职住关系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地理学的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2015年12月1日工作日涵盖所有交通出行方式的手机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回转半径、网络分析等方法，分别从市域、中心城区、就业集聚区三个空间尺度分析北京城市女性职住关系特征。研究发现：尺度影响女性职住关系特征，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的女性职住关系特征不显著；与工作在中心城区的女性相比，郊区女性的职住地联系较紧密；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善且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工作地对女性就业者的吸引力更大。从工作地的角度探究女性职住关系特征，丰富了城市社会地理学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其研究结果为人性化城市空间建构和设施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现象:概念溯源及研究综述

失所（displacement）现象历来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探讨因绅士化而造成的失所现象,并对西方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进行较全面的综述。因绅士化造成的失所可分为直接性失所和间接性失所。依据不同的形成原因,直接性失所分为物质性失所和经济性失所,而间接性失所包括排斥性失所和潜在性失所。在笛卡尔式空间观的主导下,西方主流失所研究历来偏重直接性失所,而忽视间接性失所。本文认为,间接性失所背后的列斐伏尔空间观应纳入到失所理论体系中,以更好地指导失所实证研究。本文指出,结合中国现实,对失所现象进行理论化与概念化,对于转型期中国可持续城市发展具有现实与深远的意义。     

1949—1951年美国如何阻挠和破坏西藏和平解放

1949—1951年间,美国策划达赖喇嘛出走,破坏西藏和平解放。起初,美国反对达赖喇嘛离藏,支持噶厦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美国后来认识到不可能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因而要求达赖喇嘛流亡锡兰或泰国,不得已时到美国"避难"。《十七条协议》公布后,美国反对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要求达赖喇嘛在靠近西藏的地区流亡或"访问"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达赖喇嘛最终返回西藏并通电拥护《十七条协议》。美国的企图必然破灭,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的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探讨了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新形势下创新与提升的应对举措。研究显示: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经历起步探索期、规范建制期、调整拓展期、发展完善期的演进轨迹,展示出一个清晰和完整的兼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制度谱系。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演进有五种驱动力:理念转变、国内发展需要、国家实力提升、国际形势转变以及关键节点催化。海外中国劳工保护是我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背景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海外中国劳工保护制度的演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X-CT结合AR技术在出土青铜文物修复中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的精度不断提升,高精度的工业级CT系统集现代化射线检测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计算机处理技术于一身,并在青铜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体现出日益明显的优势。本工作通过南京出土春秋青铜鼎的修复案例,将高精度工业级CT技术运用到传统青铜文物修复中,并将检测影像数据与视觉增强现实(AR)相结合,为文物修复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依据,为修复实施提供了更为直观与便利的操作环境,也是对传统青铜器修复技艺的发展进行的新探索。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

刘瑞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高度重视粮政工作,建立健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机关粮食机构;规范了粮食征收、支付的程序;有计划地开展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为建立完善淮北抗日根据地在生产、征收、保管、支付等方面的粮政工作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迪斯雷利的帝国观

迪斯雷利是英国保守党政治谋略家。面对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英国已经扎下根的政治现实,迪斯雷利及时对保守党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最终完成了对保守党的改造,是"新托利主义"的创立者。集中体现迪斯雷利帝国立场的1872年水晶宫演讲,并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党争的产物。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自然存在差异与分歧,但决不是像迪斯雷利所强调的那样泾渭分明。所谓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帝国政策之争,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雷利出于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选的一个突破口。政治家们为击败政敌而做出的各种姿态,不能作为历史评判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