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中考古文物的阐释模式

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文物解读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而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淘汰”或“取代”,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不相互排斥.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品类型,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以更有效地传递知识、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博...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五千年前陶质建材的测试研究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最早的陶质建材,应该是距今5500年左右的凌家滩“红陶块”。考古学家推测其原料为粘土矿物,烧成温度约800～1000℃,且其物理性能与砖质建材较为接近,应为“砖的雏形”,为此,本工作测试分析了凌家滩“红陶块”的物相组成、烧成温度、吸水率与抗压强度,同时对比分析了明砖、汉砖、现代砖的物理性能,发现“红陶块”系粘土原料在950℃以上温度烧制而成,其吸水率和抗压强度由外向内呈梯度变化,内层的抗压强度、吸水率接近于现代砖和汉砖,业已超过明砖样品,所有这些分析结果,皆支持考古学家关于凌家滩“红陶块”为砖的雏型的推测。     

"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虚拟血缘"的组织原则对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重组重建及其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19世纪的新加坡为个案,考察华人移民如何透过埋葬先人的坟山组织建构"社群共祖"以整合华人社会,讨论东南亚华人虚拟的"先人"或"祖先"概念,进而思考海外华人的亲属研究问题.本文也讨论与比较了"虚拟血缘"组织原则在明代华南宗族"联宗"形态、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早期的"合约式"宗族和东南亚华人坟山组织的不同运用.     

盘庚迁都新议

盘庚迁殷,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自奄迁于今之安阳洹南之殷墟,即今之小屯村一带.然而在今之洹南的考古发掘中,很难找到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的文化遗存和遗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扩大和发展,我们认为,盘庚始迁为漳南洹北的殷墟,历经小辛、小乙时期,至武丁时,都城稍稍南移,遂移至今洹南殷墟.盘庚始迁之漳南洹北,文献上称之为漳南之商丘,又可称亳、称殷.它与洹南之殷墟合则称之为殷(后世称之为殷墟),析则分别称亳与殷.由于盘庚、小辛、小乙居洹北仅二十多年,析称的史实遂被“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所湮没,致使人们忽略了盘庚始迁的这段历史.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西夏语“头项”词义考

以往学界认为有关西夏汉文文献中的"头项"意为"头领、首领",也是西夏的一种军事组织,这一认识并不准确。传世汉文西夏文献中的"头项"乃是"头绪、种类"等义,而西夏文文献中的"头项"则是"事宜、事项"的意思,可以用作"同位语"。同一常用词在夏汉文本中词义的不对等,说明西夏语在词义衍生的思维模式层面与汉语是不一致的。     

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论文梳理了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政府等不同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认为晚清政府开启了管理海外华文教育的先河,使得中国官方语言改革的成果可以通过华文教育更有力地传播到海外。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依靠国内语言政策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由中国国际移民的迁移影响到海外华文教育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语教育对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日本的风俗业

战后,日本门除公娼制度.《卖春防止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从法律上成为禁止性交易的国家,但没有完全遏制性交易的发展.《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当化等相关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性交易的公开化、透明化,保护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但为性交易的发生提供了的场所、创造了条件.这两部法律构成了对性交易予以“限制”与“疏导”的基础.此外,性交易双方及普通民众对性交易行为本身的接纳方面持宽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