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展者在展会中的学习与创新——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例

以往研究大多仅将展会视为市场营销的平台.近期研究发现,展会已成为知识循环和知识创造的重要场所,对于产业创新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系统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对象—行动—效果”三层路径模型,对参展者在展会中的学习与创新过程进行分析,并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案例,检验了该路径在我国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展会可以从了解客户需求变化、发现新兴技术发展、把握行业总体趋势3个方面促进参展者的创新活动.具体来看,直接交谈与间接观察等交流方式,在面对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者等不同对象时的效果各异.     

《周易·离》卦卦辞及九四爻辞新诠

本文据<周易>通行本,结合新出简帛资料,对<离卦>卦辞和九四爻辞加以整合,并参照秦简<封诊式·出子>篇的案例,对九四爻辞重新加以诠释,还论及<周易>筮辞的取象与图像诸问题.     

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

东北易帜后,全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还主要是形式上的。国民政府下诸军政集团问的内战频频发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星火燎原。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之乱,东北军大量调入关内,严重削弱了东北边防。连年内战,耗损了国力,无力抵御外侮。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了中国的内争不统一,乘虚而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立,严重地影响了对日和战的决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当关东军向辽西进攻时,张氏拒绝中央政府的一再指令,擅从锦州撤兵,终致东北全部沦陷。民族不统一,给外敌人侵造成了可乘之机。日本充分利用中国内部不统一,侵略东北,策划建立满蒙“独立”政权。这是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历史教训。     

苏俄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

苏俄1919年及1920年的二次对华宣言,主要是为维护自己在远东国家利益而进行宣传的手段。苏俄占领外蒙古,是联共(布)、第三国际对外输出革命的产物,是民族利己主义的典型表现。它为了缓和由此而给中苏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华朝野采取了欺骗手法,使其相信了苏俄不分裂中国的虚伪许诺,从而给中国领土主权带来了在20世纪最大的损害。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网络辅助型旅游及其旅游者研究

网络辅助型旅游是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它有着不同于传统旅游方式的新的特点,而作为网络辅助型旅游主体的旅游者也同样如此。本文首先界定了他们的概念,再分别从网络辅助型旅游以及网络辅助型旅游者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力图发现他们的一些新的特点,以此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     

评冯玉祥《我的生活》有关护国战争的自述

冯玉祥不赞成袁世凯洪宪帝制,没有在拥戴其当皇帝的电报上签名.他在护国战争中,虽然秘密与护国军联系,却迟迟不公开反袁,采取观风投机的态度,并奉命攻打护国军而攻占叙府,只是在陈宦反袁独立后才明确参加护国战线的.他在自述<我的生活>中对此事极力掩饰,并不惜编造慌言.回忆录是重要史料,但不要因某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名声而忽视对其所述进行科学辨析.     

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尽管美国学术界已对一批美籍华裔作家创作的文艺作品给予了特定的关注,但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没能成为美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大多数美国读者还是把这些作品视为"局外人"或"另类人"的故事.本文试图从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角度,对这批作品中的两篇著名小说做一些探讨.本文所讨论的两篇作品分别是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和汤婷婷的长篇小说<顽猴爷的赝书>.在讨论中,本文将专注于两篇小说所反映的一个海外华人共有的问题,即"文化认同"问题.作为华人移民的第二代,谭恩美和汤婷婷都在其小说中着重表现了中国移民的母体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峙,居美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以及居美华人自身男女之间、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矛盾."文化认同"的问题就存在或产生于这类对峙、冲突和矛盾中.本文认为,两篇小说不仅揭示了以上种种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都努力为居美华人走出"文化认同"的危机指出了方向,当然两位作者所采用的视点和处理手法很不一样.     

China's date with big data: will it strengthen or threaten authoritarian rule?

The rise of big data has brought with it enormous possibilities, for better or worse.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enthusiastically preparing for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China has been employing big data to improve its governance and to move towards a ‘Big Brother 2.0’ model. The regime has combined cooptation with coercive control to exploit digital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ximize its utility and thus maintain authoritarian rule. Moreover, existing debates on digital technology largely focus on the changing power structure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but neglect power structures within regim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uthoritarian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se of massive digital data may backfire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as it may change the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efforts to embrace big data may also undermine the authoritarian rule.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ill help us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a's rise as a fragile global power.     

农垦社区旅游投资意愿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呼伦贝尔垦区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垦区为例,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提出社区旅游投资意愿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并运用Pearson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垦社区旅游投资意愿具有3个特征：地理亲近性、中青主体性、生计路径依赖。这些特征的形成机制有6种：风险规避机制、前景期望机制、熟人传导机制、制度认同机制、效能促进机制与竞争激励机制。不同特征的形成机制既有相似、也有差异。具有不同客观条件的社群,其主观因素的作用机制既有相似、也有差异。该研究有助于丰富旅游地社区研究、推进中国农垦地区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