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预算与狩猎采集技术

在史前研究中,我们会发现不同地区的技术会有明显差异。比如在整个更新世,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显示不断精致化的趋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细石器,并扩散到青藏高原以及整个东北亚和西北美。而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技术和类型一直很少变化,以粗大的砾石工业为主。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常常从文化传统角度来解释,认为是不同的人群和技术传统造成了这种差异。还有,随着全新世初定居和农耕经济的开始,全球范围内的史前石器技术显示出一种普遍衰退的迹象,比较精致的打制技术被砸击技术所取代。托伦斯这篇文章从时间预算的角度为石器技术差异和变化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认为精致技术的发展是在时间压力之下,狩猎采集者为了减少觅食失败而加大技术投入的结果。这种具有时间压力的生存方式一般以狩猎为特点,因为猎物迁徙季节性强或转瞬即逝,所以必须加大技术投入确保狩猎成功,以免空手而归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技术精致的现象往往随纬度升高而越发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纬度的升高,猎物资源越趋单一,于是生存的希望完全仰仗技术工具的有效性,所以必须加大技术投入以提高工具的功效。而在南方,食物种类多,互补性强,而且大部分食物为植物,在采集利用上没有时间压力,所以缺乏改善技术和工具的动力。同样,随着人类的定居和流动性减少,生存方式和食物资源发生变化,以前那种要求精致技术的时间压力也随之消失,人们自然也就转向权宜性的石器技术。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学理论在考古材料解释上的价值,从生态适应来研究史前技术的差异和变迁,能够使我们从类型学的分析转向对人类行为的深入了解,从而能更好地进行历史的重建。     

洛阳市博物馆藏青铜器

借洛阳召开国际大遗址保护论坛之机,洛阳文物局从洛阳出土的数十万件文物中精选出百余件珍品,举办了洛阳文物珍宝展。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洛阳建都,为河洛文明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也给这座千年帝都带来了浩如烟海的文物宝藏。珍宝馆分珍宝一馆和珍宝二馆。一馆展出的是由专家斟选的洛阳五十年考古所得文物珍品。     

简论艺术符号

艺术符号并不表现概念,也不代表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任何具体事物。具体到艺术品中,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是浸透着情感的表现,而不是一种情感标示的记号,因此把艺术品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一件艺术品浸透着情感、心境或是供它表现的其他具有生命力的经验,这也就是称其为"表现性形式"的原因,对于其所表现的东西,我们并不称之为"意义",而是称之为"意味"。     

大明宫见证的唐朝历史:一段彰显平等开放的历史

大明宫所见证的中国唐朝历史,不仅有其开放的一面,更有其和平发展、男女平等、多教并存的特点。如果要对这段历史作一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大明宫所见证的历史,不是皇权威权的历史,而是包容对话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平等开放的历史。具体表现在:其不仅是战争史,更是和平史;不仅是男性书写的历史,更是女性书写的历史;不是一教独尊的历史,而是多教并存的历史;不仅是闭关锁国的历史,而是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对外开放的历史。这一切对发掘唐朝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今后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颇为重要的资源价值和借鉴意义。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

2005年3月~6月,陶寺遗址6座中小型墓葬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玉石器和一件铜器。经初步研究,其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新农村建设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模式新探——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个案研究,重点讨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等问题,提出“消除贫困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旅游富农”模式为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步伐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和一种参考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历史地理学的一次科学性跨越——乾隆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学术意义

《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及其自注,表达了乾隆帝的新的史地学观念,引起清朝史地学一次科学性跨越,主要表现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多种官修史书之中,摈弃了传统的分野旧说,批判其空虚揣测、附会难征,而以实测的晷度来确定地理方位。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得到官方明确的肯定和采纳,并且用以反思儒学认识体系内的相关内容。此种科学观念虽然未能充分地弘扬光大,但仍然对后来的史地学产生了影响,这是学术思想史上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

本文将里耶秦简牍中有关阳陵、迁陵的文书记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订这两个秦县的沿革与地望,并着重分析阳陵县的起源、地望和迁陵县的乡里结构等问题,指出:目前关于里耶简中阳陵地望的两种说法,均不能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我们认为此县既不属洞庭郡管辖,也不应在关中地区;由此提出另一假设:里耶秦简中阳陵县的前身即见于包山楚简之“阳陵”,为郑国故地,后属于楚,当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迁陵即今里耶古城,但非洞庭郡治所;迁陵县下辖乡,乡下辖里,与包山楚简所见县辖里的结构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