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运行等制度的总称.新中国建立60年来,社会保障行政体制大致历经了建立、调整、破坏、复建、劳动保障部组建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等6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统一社会保障机构成为社会保障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保障从概念性的术语变为政府机构的名称用了13年的时间,而"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也已存在10年有余,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社会保障部"仍未建立起来.     

杨凤岗的美国华人宗教研究述评

介绍了杨凤岗博士关于美国华人改信基督教动因研究、“叠合身份”理论与美国华人教会中的多重身份构建研究、教会中的第二代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等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与观点;论述了其理论成就与贡献;也对其研究中存在的诸如“叠合身份”理论的时效性、教会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美国华人宗教研究中的阶级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舆论传媒、社会动员与权益博弈——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风波之考察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断、政权更替频仍,中央权威因之弱化,社会各方纷纷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声音。1922年,在北京政府交通部邮电加价过程中,与国家相应的社会通过舆论“型塑”了一个个身份迥异者构成的暂时利益共同体,这些不同的角色均在舆论引导下完成了各自的表演。同时,事件本身的曲折性又透射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深层关系。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体现在时问、农作物、农业技术以及特定地域范围等众多方面。汉代岭南地区按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依次分为东部、中部和西南部三大地域。东部地域主要指南海郡,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其中尤以番禺一带更为突出;中部地域主要包括苍梧郡、郁林郡和合浦郡等,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域;西南部地域主要包括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和今海南岛等,这是汉代岭南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域。     

民族地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评述

观察并分析民族地区博物馆实践以及文化文物系统、民族系统两套权威统计数据,有助于从宏观的视角评述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历史。研究显示,民族地区博物馆发展历史和现状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博物馆起步普遍较晚,但最近20年发展迅猛;二是博物馆种类单一,以社会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为主,缺乏艺术类博物馆;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与民族分布不均衡;四是新型的生态博物馆给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带来新的生机。     

再论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1931年所发生之特大洪灾,涉及范围之广、经济损失之巨、百姓死亡及难民流徙之众,实近世罕有其匹。这次洪灾虽有自然诱因,但很大程度属于人为因素。具体言之,一方面因国民政府主观上不作为及各级地方政府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使得本已异常严重的洪水灾难进一步恶性发展;另一方面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连年国内战争和日本入侵东北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因素,亦牵掣了社会各方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的有序运作及救治力度。同时,此次洪灾亦充分彰显出政府救灾能力不足以及民间公共组织缺失,以致无法构建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再至各种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救治特大灾害的良性互动机制,终以天灾演成人祸。     

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

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进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英模运动,创造和发现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英模群体。该项活动既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奖励劳动英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之在群众中发生作用,组织起一个群众性运动,以达到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目标。     

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军婚保护制度与实践困局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政府相继颁布了具有现代性的新型婚姻条例,以推进传统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作为一种非普通婚姻自有其特殊规定。军婚纠纷处理既要考量前线战士的军事积极性,又要关切军人配偶的生产、生活、生理需求;既要兼顾婚姻立法中所体现的"婚姻自由"原则,又要遵循"一切服务于战争"的总方针。如此则无可避免地陷入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的困局,而且这种情形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均无法彻底破解。不过,此时之军婚改革与实践对现代军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丰富的经验意义。     

民国外交官学历背景之量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外交官学历状况的量化分析,认为国内外高等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成为民国外交官学历出身的主途,这既反映了中国近代外交集团精英化的建构特征,又为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走向增加了诸多变数,同时亦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教育的某种缺陷或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