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金文语言文字的研究始于宋代,集中于对金文的著录。清人尤其晚清学者开始注重对铭文文字的考释和研究。民国时期,学者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扩展。对金文语法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作为一个语言系统进行研究的,是在解放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研究方向集中于五个方面：一、金文语法研究。二、词类研究。三、句法与语序研究。四、语法史研究。五、金文字典及文选类书籍。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

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学界和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但中国地理学界对其认识还非常欠缺,相关研究更是迟滞。针对目前常见的对段义孚的研究是否属于地理学以及如何把握和推广等问题,本文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并探讨了段义孚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面镜子,段义孚不但具有开创精神,而且40多年的坚持更是令人敬佩;广泛取材于历史、人文以及其他学科,经验的方法,流畅生动的文风值得学习和推广;对其的专门研究应当得到鼓励;其理论不但具有较大普适性,而且是治疗人文素养和精神欠缺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一剂良药。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论清政府与常胜军

常胜军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出现的规模最大的一支洋枪队,在该军合法化以后,清政府对它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清政府对该军的利用和控制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清政府对常胜军的利用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历史影响。     

《国语集解》订补

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最初由中华书局在1930年出版。2002年经王树民、沈长云两位先生校点由中华书局出修订本。徐书全刊国语本文以及韦昭注,并将相关的对韦昭注的驳正熔合自己的意见列于韦昭注的下面,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不过部分注解或校订现在看来存在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出土文献以及考古发现的研究的进展都可以和国语互证,显然这是徐元诰无法看到的,本文旨在根据古文字材料和考古发现的进展,对《国语集解》作一个初步的订补。     

以年节和清明为例看传统节日的传承

民俗作为传承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民俗首先必须尊重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年节和清明为例,追溯传统节日在中国近代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求传统节日自身发展的特点,强调在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尊重传统的重要性。     

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关于《诗·二南》作年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诗经》十五国风中有《周南》、《召南》两部分,我们习惯于称为“二南”,由于它的年代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至使许多相关问题难以明确。其实,《二南》由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而得名,是周公、召公所辖两大区域的诗歌,应该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也许或有王时诗流传下来,被编在《二南》中,但也不会是全部,主要还是盛行在周、召分治时或稍后的诗歌。因为诗在“周南之国”而编在《周南》,诗在“召南之国”故编在《召南》。     

田野石刻自然损坏机理及防护措施

田野石刻长期暴露于野外,受到自然环境、人为原因等侵害的几率较大,保存状况堪忧。本文以西安地区明秦藩王朱尚炳墓前石刻为例,从石质本身的性质、物理作用、化学作用、生物作用等几方面,分析了石刻受损的原因,并从表面清洗、加固、断裂连接、封护和改善周围环境等方面阐释了石刻的防护措施。     

大革命时期中央银行初创资本金考

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创立的中央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中央银行”命名的国家银行,尽管严格讲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银行,却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滥觞,在金融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北伐战争时,它担负起一切军政费用的支应和调拨的责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该行的开办资金,历来学界大都认为有粤币毫银1000万元,但根据对有关史料的分析和考证,这笔款项其实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