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在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流传与演变

目 次 一 西藏明代壁画中的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 二 内地明代藏传佛教寺院艺术中的汉式善财童子 三 内地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 四 汉式善财童子在藏区的传播与演变 明代是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随着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区施政,以藏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大规模传入以南京和北京为首的内地;另一方面,以汉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也陆续传入西藏和其他藏区,正是这种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内地传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汉传佛教艺术中,就人物造型而言,四大天王和十六罗汉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汉式风格人物造型的经典代表,一直被藏族艺术家所钟爱.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察发现,在西藏和内地现存明代以来的壁画中有不少表现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的形象,并且逐步融合演变成为藏传佛教艺术母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造型的出现不仅是明代西藏和其他藏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频繁紧密交流的结晶,也是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认同的又一例证,同时丰富了汉藏艺术文化交流的内容.为此,笔者在此对这一造型的渊源、特点及其在明代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的表现和演变进行概要性的梳理和总结.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13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德行方寸间--云南省博物馆藏噶举派祖师造像

祖师,在藏传佛教中习惯称之为＂喇嘛＂,意为＂上师＂,是尊奉在修学和弘法上有杰出成就的高僧大德。藏传佛教中认为上师上能与诸佛菩萨智慧融通,下能为学道之人授法与印证,是连接佛菩萨与世间修道之人的桥梁中介,因此对上师格外尊崇,被列在佛教＂三皈依＂①之首,有＂没有上师之前,就无佛陀之说;千年佛陀之果,源自上师之因＂的说法。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国内外游客旅游动机及其差异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深入了解和掌握游客的旅游动机及其特点,对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为例,依据大样本问卷抽样调查一手数据,采用均值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目的地接待的国内游客和外国游客的旅游动机变量类型、变量大小与离散程度及变量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揭示了两类游客群体旅游动机的差异性,从而为认清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心理诉求,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激发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动机,拓展旅游市场;乃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参考。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东魏造像碑拓

2003年12月刚刚庆祝了建馆70周年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位于堪萨斯市,密苏里州),正在进行整修和增建新馆。基于未来规划,全部馆藏品正在清点之中。在过去数年中,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一直从事中国藏品的评估工作,为艺术馆的整修、重新布置和出版做准备。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可能是中国以外最完善的收藏之一,特别是建筑(如北京智化寺藻井和天花板)[1]、绘画(如许道宁《渔父图》)及佛教造像(如龙门宾阳中洞皇后礼佛图)[2]。在清点和评估未展出的中国艺术品之时,有一件从未公开过的藏品值得与大家分享。这是三幅十分难得的东魏武…     

清末桂西南地区的移民实边

中法战争结束后 ,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清政府在桂西南地区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 ,吸引了大批移民。移民实边不仅奠定了今天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格局 ,而且对广西的国防、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近代广西社会的进步。     

沈约《郊居赋》作年考辨

<郊居赋>是南朝沈约的重要作品,<梁书·沈约传>录入全文,但未明言作年[1].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