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区户外游憩系统初探--以兰州市为例

从分析城市建成区居民生活与闲暇现状出发,对构建城市建成区户外游憩系统进行了理论思考,认为:城市建成区户外游憩系统适合城市建成区居民户外游憩活动谱中较小尺度的游憩行为;为满足城市居民的闲暇需求而建构的游憩系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游憩场地和游憩设施效用的最大化、居民游憩偏好的最大满足;以人为本是户外游憩系统构建的总原则,地方性、内向定位等则是总原则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以兰州市为例,提出了建成区户外游憩系统的实际构想--构建兰州市建成区户外游憩系统,既要看到该市建成区环境具有明显的\"廊道\"效应、黄色为背景色等特征,又不能忽视在建成区内的一百多万城市居民的生活实际。依据户外游憩系统构建原则,在充分利用兰州市现有的游憩场地和游憩设施的前提下,提出了滨河游憩走廊、城市中心体系游憩系统的构建思想。     

国外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研究

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研究涉及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或保健地理学)。前者重在探讨如地方病、癌症等的地理生态、地理流行特点、环境病因和疾病制图等领域。中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已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地理化学因素与地方病和癌症等的病因研究更为突出[2]。后者探讨社群总体健康水平与环境的关系。城市社会地理学出于对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探源,研究城市不同区位(或社区)康体保护的水平以及对社区的管制。国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也可称为城市保健地理。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已进入高消费阶段,对城市空间的康体性有了很高的期望,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其创新之处在于,摆脱了传统的与健康有关的城市宏观物资条件的分析,综合与康体有关的社群、行为、管理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引发了对城市保健地理方面的全面审视。本文在总结国外最新的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从探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水平的角度,全面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力图用模式的形式表述出来。     

中国绅士化研究的本土实践：特征、议题与展望

针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绅士化实证研究文献,系统回顾与整理其特征与议题,有以下发现：①我国绅士化实证研究逐渐被关注并重视,案例地区主要聚焦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并扩展到东北及西部重要省会城市和旅游景区等;研究机构则主要集中在南京、广州、上海、北京等主要中心城市;②研究内容涉及多类绅士化现象、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绅士化群体与文化驱动、绅士化与多种城市现象、绅士化的公平正义与社会影响以及教育驱动的绅士化等六大议题;③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研究注重与中国语境和特殊制度及城市现象的结合,逐渐形成“本土化”特色,但仍存在“有广度,轻深度”的问题。随着我国学界对绅士化议题关注热度逐渐升温,期望中国绅士化研究能瞄准国际前沿与国内需求,构建属于中国语境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     

北京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基于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在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市4个不同居住-就业空间结构样本区进行了不同交通方式、不同样本区居民的通勤距离、时间、效率等特征比较。结果表明:公共交通是北京市居民通勤的主要方式;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居民最常选择的交通方式从非机动车向公交再向地铁转变;北京市居民通勤时间相比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偏长;私家车通勤效率最高;换乘对交通效率有较大负影响,在大型居住-就业中心通勤流中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职住平衡的区域较之于居住或就业中心有着相对短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以及相对高的非机动车出行比例。     

清代灞桥建修工程考论

作为东西方向官道上的重要节点,清代灞桥先后经历过5次重大建修工程和3次重建规划。本文以清代官员奏折档案为基础,结合地方志、碑刻、行纪等,对清代灞桥的通行状况、使用分期、桥梁形态、建修经费、工程规模、灞桥建修对区域交通、县丞署移建等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在厘清传统史志记载谬误的同时,指出灞桥建修工程与规划反映了清人对灞河水沙状况认识的逐渐加深、桥梁建造技术的进步,透射出清代陕西官府与民间社会在大型工程建修上的协作关系,以及关中士绅、商贾在区域公共事务中影响力的逐渐扩大。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西藏地处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三面环绕着巍峨山脉。在这广阔而又荒寂的区域,生活着顽强的藏族游牧部落,他们的居住区平均海拔超过了4000米。藏族居住区可分为五个主要区域,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

戈是车战的产物,二里头出土青铜戈说明车战最晚始于夏末。夏商时期是戈发展的早期,其使用范围随着野战方式的演变而扩展到步兵。     

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

栎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战国秦都,近年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从县制的源流来看,对于战国中期献公、孝公时代栎阳的属性,实际还有可讨论的余地。其并非一定就是秦都,应是秦之别都或行宫那样的政治中心而已,本质是县即国君的直属地,当时的首都仍是雍;孝公迁都咸阳,也是从雍而非栎阳。栎阳作为献、孝二公时秦的政治中心,甚或所谓“秦都”的起始,应该从献公十一年“县栎阳”算起,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献公二年“城栎阳”,止于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总计为24年;雍为秦都的积年,也可由此固定。     

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