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研究与史学理论的思考

民族精神研究是史学领域的重要问题。本文仅就民族精神内涵研究与民族历史特点、民族精神与历史发展大势、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史学的关系,以及弘扬民族精神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从而指出,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民族精神的历史特点,继承史学传统,在历史典籍中进一步挖掘传统民族精神的深刻底蕴,并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新时期历史学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于1946～1949年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潮州志》总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实际工作。当时,饶教授年甫而立,风华正茂,奋发有为,以超凡的魄力,发挥三长之才能,兴创新格,成为全国罕见的化盛事,在地方志史上树立起承先启后、典式垂范的丰碑。     

中国古代早期王都的基本特征

中国早期王都城邑具有祭祀和军事两个功能与特征,都城与京师之称,是对中国早期王都城邑这两个功能的概括与总结。     

红河谷，爱情之谷

在我的眼里,红河大峡谷是最美、最神秘的大峡谷了。千百年来,红河这条发源于大理市巍山县境内的国际大河流,经过新平、元江等县后流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后,在到达河口县汇入越南为止时的这一区域,那奔腾不息的红河水在以鬼斧神工的技艺创造出狭长、险峻的红河大峡谷这独特的地理、美景之时,也哺育了生活在大峡谷两岸的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各族人民,孕育出了各族人民奇异、独特、神秘的民族文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在引进技术的行业构成、规模、项目建设的实施和技术的消化乃至技术创新机制、成效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五”时期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机制被严重干扰,群众运动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格外活跃,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学会了自行制造一些成套设备、生产工艺,但并没有从产业部门或行业整体上真正实现引进基础上的再次创新,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     

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从《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沈"姓记载看女真姓氏的变化

“沈”姓满洲族的老姓说法不一,“老姓”中没有“沈”字,还有朝鲜族沈姓和“沈氏”汉军八旗融入满洲族。事实上,辽金女真有“沈”的姓氏即“沈谷”,尽管可能是音译,但是其他姓氏如“童”也存在,《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记载后金女真有大量汉姓“沈”和女真名字者的记录。因为民族生存战争、土地的争夺与保卫,因为女真族、满洲族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化建设,一般女真族没有连续家谱的记录,女真到满洲的姓氏从来不连续,满洲族的家谱绝大多数的撰写始于多尔衮进关。从“沈”姓在后金女真中存在的举证,往前到辽金时代、往后到清代,“沈”姓都是以不同表现形式存在着,说明从辽金女真、后金女真、以及到辛亥革命前后满洲族都有“沈”姓氏,和这个族群一样,“沈”姓氏是变化演绎的,女真到满洲族姓氏同样是变化演绎的。     

《小尔雅》综述

本对古今《小尔雅》研究作一综述,以见我国语言学界《小尔雅》研究的概况。     

藏传佛教造像的几个类型

大乘佛教宣称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由此将佛推向神话。佛教传入藏区青藏高原时,大乘佛教已成定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藏传佛教自然拥有许多佛。特别是藏传佛教形成时期正是佛教金刚乘极盛时期,藏传佛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充分吸收了佛教金刚乘教义,因而在藏传佛教中产生了庞大的佛、菩萨、护法神等佛教神像体系。     

河湟地区岁时农谚趣谈

青海的河湟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传承着包括岁时民俗在内的众多民俗文化。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观测天气变化,根据寒暑冷暖安排各自的生产和生活的习俗。过去农村有“立杆测时,燃香记时”的做法,如在平地上立一根木棍,当木棍和其阴影对齐时,就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在村与村轮流浇水时,根据各村地亩数的多少确定燃香株数,由水利委员或公众推举的公平人燃香守候,将预定的香株燃完时,发令更改水口（位）。岁时民俗中的记时一般以农历为准。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great deal of the biographies of religious figures in Tibetan history, reveals their special way of writing, classifica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biographies of religious figures are considered as a subject’s demise (lung-rgyun) and have their special meanings. They are the text of the largest quantity in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Tibet and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ibetan historiography.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historical evolvement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Tibetan culture in depth.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Shixueshi Yanjiu 史学史研究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 2007, (4): 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