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北岳庙唐李克用题名碑浅析

现藏于河北曲阳北岳庙的唐李克用题名碑是李克用所书。唐中和五年(885年),幽州李克举等犯易定,李克用领兵救援时题字勒石于曲阳北岳庙,其内容可证史,并补史书之遗误。     

鄂、西鄂、东鄂辨证——兼论湖北称鄂之由来

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

史前陶鬶发展的主流看法是起源于海岱地区,然后向周围传播。但是,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鬶现象给这种观点带来了难解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尉迟寺出土陶鬶的验证,再次肯定了陶鬶应该发源于太湖地区。并且,尉迟寺遗址也是陶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区域,为陶鬶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古章草书与《出师颂》

章草书,广义而言是汉代通行的隶书草写法;狭义而言是在隶草的基础上进而规范化的一种专门书体。章草书盛行于东汉末期,历经魏晋时代而渐成衰势,隋唐以后罕有书者。故宫博物院新近征得的原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书《出师颂》恰恰弥补了章草书发展末期的历史空缺。本文简述章草书之由来以及古代章草书家的简况,以便读者从中了解隋人书《出师颂》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民族互嵌视野下的畲族海外移民研究——基于浙南文成侨乡的田野调查

论文以浙南侨乡文成县为田野调查点,基于畲汉民族互嵌的视角,分析了文成畲族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动力机制、发展现状,阐释了侨乡畲族海外移民的时代意义。浙江文成县畲族海外移民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文成县侨乡文化强烈辐射和畲族与汉族良性互动的结果。其深层动因则源于文成畲汉民族关系由形式上的互嵌向结构性的互嵌之顺利转型。文成畲族海外移民案例,标志着畲族历史变迁中的时代飞跃,有利于缩小畲汉发展结构性差异和增强畲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对当今畲族乡村振兴和畲汉民族关系发展亦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尊崇与承继:陈作霖对卢前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乡邦文化的魅力,是靠一代代的文化人继承、延续和发展的。陈作霖(可园)是保存近世南京文化的典型代表。民国时期,文学和戏剧史论家卢前对陈作霖的贡献推崇备至,以其为民国初年东南耆硕之魁率,认为陈作霖从历史的废墟和陈迹之中爬梳、挖掘和勾画出江苏和南京的历史文化的面貌,对发掘与整理江苏南京文献居功至伟。陈作霖对故乡南京历史文化的热爱,也影响了卢前的一生。在担任南京通志馆馆长和文献委员会主任期间,卢前主持编纂了26册的《南京文献》,延续了南京文化人对地方文献特别关注的传统。     

Wealthy-gentry politics: How are capitalists in China chosen for the ‘Houses’?

Choosing individual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be member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PC) or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ve capitalism’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First,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actors for winning a seat at the PC and a seat at the CPPCC, respectively? Second,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factor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inning a seat at the county-township level and the prefecture-and-above level of the PC or CPPCC? Based on empirical findings, I have coined the term ‘wealthy-gentry politics’ to conceptualise the fact that behaving 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gentry’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at the higher level and in the PC compared to the lower level and the CPPCC, while economic wealth is just a threshold and party membership is not a guarantee.

挑选私营企业家个体进入两会是中国“合作型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机制。本文回答两个问题。1）获得人大代表的因素与获得政协委员的因素有何区别？2）获得县镇级两会代表和地级以上两会代表的影响因素是否有区别？ 根据实证研究,笔者发明“财—绅政治”的概念来描述一个事实：负有社会责任的社会贤达在高一级的人大较之低一级的政协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财富仅仅是门槛,党籍也不起决定性作用。     

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对比研究

本文以陕西唐宋时期的石窟寺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典型石窟寺建筑实例入手,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群体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研究：一、对比分析陕西唐宋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建筑的营建背景：二、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外环境的对比研究;三、进行陕西省内唐宋时期石窟寺与汉地木构佛寺在建筑群形态发展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上述的研究方法,探讨出：陕西唐宋石窟寺在营建背景、建筑选址、建筑构成、建筑布局方面的发展规律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