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长期处于史学研究核心的政治史作为方法论的支配地位渐趋式微。但就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一体化的特征及社会史研究整体性目标的追求而言,“政治—社会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当前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路径。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由更广义的政治现象切入社会生活,考量政治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可以深化传统的政治史的研究。     

顺直谘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

顺直谘议局不仅是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直隶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机构。这不仅体现在顺直谘议局通过争取平等权、扩大参政权、干预行政权等方式加强其分权制衡功能;通过查究、弹劾、质问等方式加强其监督制约功能;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地方性章程和规则加强其立法功能;而且通过与地方政府互动体现其协调功能。通过这些措施,顺直谘议局不仅促进了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为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论“河洛文明”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

“河洛文明”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她的产生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自然方面来讲,影响河洛文明产生的主要有气候、河流、地形、地貌、黄土、动植物、矿藏等因素,这些自然因素对河洛文明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给“河洛文明”打上了深深的地理环境的烙印。自然环境并不决定河洛文明的产生,但它可以延缓和促进文明的到来。     

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

S.2729号《毛诗音》乃《毛诗传笺》的注音本,撰写于隋,抄写于唐,其所据毛亨传、郑玄笺的《毛诗传笺》本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及传世阮刻本《毛诗正义》相较,异文至夥.本文对其中13处作了详尽考辨,证明《毛诗音》写卷所据为《毛诗传笺》之本字.     

宁波“小白礁Ⅰ号”清代沉船部分构件木材树种的补充鉴定

为丰富和完善浙江宁波出水的清代"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所用木材的资料,通过与国内外类似案例的比较,分析"小白礁Ⅰ号"沉船的用材特点,利用植物解剖和光学显微技术,对后续出水的"小白礁Ⅰ号"沉船木材种类进行了补充鉴定。结果显示,除了前期调查发现的木材种类外,该船的构件中还有榄仁(Terminalia sp.)和五瓣子楝树(Decaspermum parviflorum)两种木材。这两种木材在国内同类文物的鉴定中尚未发现过,因此对这两种树木的分布和种属问题做了简要的说明。     

泰州学政试院头门彩绘的保护与修复

泰州学政试院头门彩绘被清漆和大漆覆盖,由于清漆老化,出现发黄、剥落等病害,使彩绘变得模糊不清。为更好地保护和展示彩绘面貌,通过化学溶胀的方法,有效去除彩绘表面的清漆和大漆,并用隔离膜材料将原始彩绘进行保护,再在隔离膜层上进行彩绘的复原,最后对彩绘进行全部封护。学政试院头门彩绘保护修复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为同类型的古建彩绘的保护与修复提供有益的参考。     

博物馆照明对苏木染色丝绸的影响研究

苏木是古代常见的一种红色植物染料,为了从保护角度探讨苏木染色丝绸的照明需求,研究了博物馆照明常用的LED灯、卤素灯、荧光灯对它的褪色影响,从光照与其他环境因素入手,尝试构建了针对苏木染色丝绸的"变色因子"指标。研究结果显示,LED的"变色因子"大于传统的卤素灯与荧光灯的,低色温照明的"变色因子"略小于高色温照明的;照度越高,"变色因子"越大;其他环境因素对"变色因子"也有很大影响。因此针对苏木染色丝绸文物的展陈照明,建议选用卤素灯或低色温的荧光灯和LED灯,并应控制展陈照明的照度。同时展陈环境中的其他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研究结果为指导博物馆在对苏木染丝绸文物的照明选择方面提供了依据,同时为客观评价各种环境因素对染色丝绸的影响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

博物馆一直以中立、客观来宣扬自身对真实情形的表达。作为连接博物馆与公众的桥梁,博物馆展示的本质及过程是探讨博物馆真实性的关键所在。在博物馆场域中,从真实而具体的物件到有意义而抽象的展示,此重构的过程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意义的制造与政治的关切。博物馆展示过程中真实不可避免地被重构,同时博物馆又是权力—知识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场域,但无论其如何重构,博物馆体现的仍是一种"真实",是一种可见的、相对的、被社会需要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