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诗歌史论的诠释模式与批评形态

《昭昧詹言》是部诗歌史论性著作,隐含着一套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在展开方式上,方东树采用“通变—正变”批评、“通论—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诠释模式,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复调叙述”;在批评形态上,具有形式美学批评之特点,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的相统一.由此,方东树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有着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地位之目的.     

学术之宗 明道之要——论《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价值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国家书目,奠定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及其中的总序、小序、大序所体现的学术思想.     

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案题从郑本则未妥     

再论芥川龙之介与《聊斋志异》 --关于《酒虫》

芥川龙之介于大正5年6月在第四次《新思潮》第一年第四号上发表的小说《酒虫》,取材于中国清代初期怪异小说《聊斋志异》的同名作品。     

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各国海上东来,撞开中国国门,刺激了近代中国海洋性因素的生成与培育,对中国国家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欧各国的领土主权观,极大地冲击和销蚀了传统中国普世王国形态下的主权观念,促进了近代中国主权观念的衍生。同时,近代中国也利用了西欧各国对主权和国际法的界定,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界限,强化了中国海洋领土观念,但是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海洋制约性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湖北省旅游人力资源发展的趋势预测

本文借助2006年湖北省旅游人力资源抽样调查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灰关联GM(1,1)模型、时序趋势外推模型、二元回归方程等数理统计模型,从总量增长、部门结构、地区结构、素质结构4个方面,定量动态分析2006-2015年湖北省旅游人力资源发展趋势:总量规模上,旅游业从业规模增长呈现指数律增长趋势,增长速度逐渐加大;部门结构上,全行业与旅行社、旅游景区从业规模变化趋势保持同步,呈指数律增长,而旅游饭店与车船公司变化趋势总体呈多项式增长曲线;地区结构上,人力资源流动受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明显,呈现"旅游经济与资源"指向性,地区分布日益不均衡;素质结构上,全行业除旅行社外的其它行业部门高层管理人员比重下降而基层员工比重上升,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比重快速上升.     

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是仁宗时期宫廷矛盾掺杂朝臣斗争的产物,其主要原因是仁宗不满刘太后的垂帘听政,同时也与仁宗作为少年即位的皇帝,与其母亲、妻子之间的感情纠葛有关,另外,朝中大臣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曾公(田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

2019年,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M190出土的曾公(田求)编钟与同墓地出土曾侯與编钟、嬭加编钟铭文可以互相印证,内容非常重要。本文对该编钟铭文进行释读和初步的注释,考订出编钟年代在公元前646年。文章指出曾国的爵称为侯,但是因为曾公(田求)重新得到了周王室的册命,取得了"公"的爵命。文章还利用铭文资料重新探讨了曾国疆域等问题。     

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

宦官是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宦官在亚述宫廷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帝国早期,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大将军等职业将领开始控制军队和所领行省,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王遂重用身边的宦官总管,而宦官掌管的国王卫队逐渐发展、壮大,宦官开始成为制衡将领们的重要政治力量。帝国盛期,更多的宦官出任军队统帅和行省总督,以宦官总管为代表的新兴贵族与以大将军等为代表的世袭贵族形成相互制约,政权基本稳定。对外扩张取得的空前胜利使宦官集团和亚述贵族们掌握大量土地资源。帝国晚期,国力下降,政局混乱,宦官总管一度控制了政权。最后,宦官集团和亚述帝国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

甲骨文中的"帝"不仅涉及商代神灵信仰,而且涉及天命上帝等哲学命题,一直是学界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帝"字的考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天文学方面解释商周时期的信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常用到的方法,如艾兰等即曾经从天文星象解释"帝"字,郭静云的文章则更加形象地为甲骨文"帝"字提出了新解。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一文认为商周时期"帝"是指自然界中,居于极高天位的崇拜对象,位居天中。如果从当前的天象看,自然界的天中必然相当于北辰。殷商时,北极天中没有可见的星星,离北极最近的一颗星即"帝"星。在帝星两侧,约相等距离的位置上有太子星(左)和庶子星(右),在北极另一侧有北斗柄上的天权、玉衡、开阳三星。如果从帝星到玉衡星、太子与天权、庶子与开阳之间也各画一条直线,则三条线的交会处,恰好正落在北极点上。在北极的左右有两颗较小的星星:右枢星和少尉星,将这两颗星连线,则与上述星星的连线构成帝字形状。在殷商时期如果要正确标示出北极的位置,可用骨、竹、树枝等简单的材料,制作一种"帝"字形的仪器,用以观察北极的仪器,这是一种既容易又不失准确的基本方法。由此推论,甲骨文中的"帝"字即由此而来。就这种天相形状看,由此释"帝"字有相当的可信性,但同其他用天象解释甲骨文的考证文章一样,缺陷都在于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持,导致可信性难以确定。甲骨文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和演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帝是最重要的神灵,"帝"字的出现应当也很早,即甲骨文中的"帝"字已经经过长期的擅变,已经距离其原义较远。文献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甲骨卜辞中帝则是命令和控制诸神的至上神,帝已经完全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灵,而非某种具体的事物,即"帝"已经远离帝字的本义。所以,由甲骨文出发探求造字的本义,已经很难。虽然,"帝"字内涵已经超越了其本源,但探求"帝"字的本义,对于认识需要解决"帝"的人格化问题以及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乃至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