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

文章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南边疆开发的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和人才思想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特征。在战国秦汉时期边疆开拓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布局中,西南边疆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应急性和随意性,但开发成就显著,这与西南边疆开发策略思想的正确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北南向协济的区域经济思想和以西南本土籍巴蜀人治理西南边疆的人才思想指导下所确定的开发方略和治边措施,就是充分依托战国以来200余年西南北部巴蜀的开发成就和资源,进行西南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地方志中关于炭疽病的最早记载

《桐梓县志》收录谈亮《蟠龙水长歌行（有序）》一文,描述了17世纪80年代蟠龙水大疫的情形,据现代流行病学的理论可知,此场疫病是炭疽病。这使人类历史中记载人兽炭疽病流行情况的历史提前了70年。至于炭疽病在自然条件下累及野生肉食动物和鸟类的实例,是已发现文献未曾报道过的。此项发现对炭疽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

我国学界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存在不同的评价意见。本文从斯大林、契切林的外交政策理论以及他们对苏联外交政策影响的角度对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斯大林、契切林都继承了列宁晚年的外交思想,斯大林在20年代已经把世界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契切林已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契切林都把苏联国家利益放在外交政策考虑的优先地位。在实践上,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了对世界革命的追求,但契切林以其长期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经历和丰富经验影响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整体上看,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对外政策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基本把握住了列宁晚年思想的方向,为苏联国内建设创造了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     

学研结合学以致用大力提高二轮志书质量——在2008年全国地方志系统新方志编修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 (2008年9月2日)

(2008年9月2日)为增强修志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进一步提高第二轮志书的编修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了这期全国地方志系统新方志编修业务培训班。在培训班的筹备过程中,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我代表中国地     

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论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先后占领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并向北方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了维护国家边圉,积极提出办防设想。本文从岑毓英力拒洋人入关的防御思想、“以人为本”的防御观念、暗助刘团与“衅不自我开”的防御策略、重视防守设施建设的防御部署四个方面探讨了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肯定了他的功绩,分析了他的不足。     

《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人文地理》100期刊用文章统计分析

截至2008年4月,《人文地理》出版满100期,在出版100期之际对该刊22年来刊发的2102篇论文、论文第一作者和引文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揭示载文量的时空分布特点,展示该刊作者群的基本特点,确定该刊活跃作者群的数量和比例,归纳出人文地理科学工作者利用文献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掌握我国人文地理研究队伍的变化及发展状况,并对《人文地理》期刊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对古代罗马史的研究

台湾学者邢义田对古代罗马史素有研究,编译过资料选集,写作过专题论文和有关书评,翻译过重要文献,发表过考古调查报告,现场拍摄过文物照片。这些成果中有的内容为大陆史学界少见,因此颇具参考价值。     

从清政府的满语保护政策及效果看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

清代是以满洲贵族为主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了防止在广大的汉族地区丧失民族特性,他们对其民族语言——满语,采取了语言保护政策:民族交往限制、强化满语国语地位(诸如:官员选拔、司法、公文、教育中的强制使用),但都没有改变满语消亡的历史命运。从这个历史事件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民族语言工具性文化地位的考察,来重新考量国际上当前流行的民族语言保护问题,希望对当今的文化政策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