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双核廊道结构空间增长过程研——以究美国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为例

本文以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200年都市化发展史为例,通过Mapinf07．0得到两城市内、外接圆半径值。以Logistic模型为基础计算出其半径增长速率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城市化区的扩展表现为核心与廊道的共同增长,但二者的增长速率不具有同步增长过程;1962年前华盛顿城市化区的空间形态要优于巴尔的摩,随后则相反。传统的双核廊道结构空间增长研究多以整体为对泉研究其增长过程,本文的创新特色在于通过对比分析两个城市内、外接圆半径的变化,来揭示双核廊道结构空间增长的特殊规律。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持久的不均衡:战后美日、美韩联盟比较研究

美日、美韩联盟自其在冷战中形成以来,便在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考量中具有不均衡的地位。美日联盟长期以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具有更高的战略和政治价值,而美韩联盟则更多的是一种军事联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直接的军事威胁。缘此,在后冷战时代,美日、美韩联盟继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美日联盟继续深化扩展,而美韩联盟则表现出越来越漂移不定的状态。     

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

乡村戏剧、社会交往及赌博是近代江南乡村地区几种比较重要的娱乐活动。但细究之下,这些活动并非在一年之中的每一个时段都会均匀地进行,而总是会伴随着农事活动的开展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性,即通常集中在农闲时期进行,一入农忙则就很少发生。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间相契合的关系。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关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几点思考

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全球化”和“美国化”是频繁出现的两个词汇。通过对这两个词汇引发的几个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在全球化推动之下正在形成的全球文化与美国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全球化不会阻碍文化的发展,反而给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辽阔的空间。     

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

宋初沿袭唐、五代以来次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在仁宗朝变为首相监修的同时,建立起以临时命官提举为特征的修史制度,监修国史逐渐变成了一个徒有监修之名而无监修之责的虚职。元丰五年以后,监修国史之职不再除授,修史但以提举修国史系衔。南宋绍兴三年恢复监修国史制度,九年又恢复提举制度,使监修、提举分领日历和国史的修撰。绍兴二十六年,监修、提举为左、右宰相分领,遂成为定制,相位虚,则由参知政事权领。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