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家塾读诗记》前后文本比较分析——以《公刘》首章为界线

<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简称<读诗记>)是南宋学者吕祖谦在<诗经>学方面最为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因而在<诗经>研究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近年来学者们亦对此书给予了较多关注.而<读诗记>在结构上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自卷二十六<公刘>首章之后,某些方面与之前的部分有所不同.     

寿县李三孤堆楚器的研究与探索

本文介绍了李三孤堆楚墓所出青铜器的流散和收藏慵况,回顾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今学者们对这批楚器的研究历程及成果,并从铭文释读、器物形制、器群主人及其埋葬环境几方面分别阐述了各家之说,最后通过回顾和分析总结出目前这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入进行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要重视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读《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有感

最近10年来,随着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追溯和研究三农历史的论著也层出不穷,最近读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瑞芳研究员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写成的《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感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透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来研     

图们江地区开发决策支持系统的初步研究

本文讨论了图们江地区开发决策支持系统的组建原则,设计构建了较为实用的数据库系统、模型库系统和专家知识库系统,研制和开发了模型库人机对话三级管理系统。经初步运行验证,该系统是实用的,在某些方面也是可靠的。     

论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的发展

本文从应用研究角度对人口地理学发展作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析探讨。通过对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对比中西方在发展上的差异,指出我国人口地理学是从实践应用开始走入发展的轨道,但同西方人口地理学相比,表现出应用研究方面的相对不足,而在由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之际,应用研究作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动力,促进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的发展出现定量化、社会化、中微观化的趋向,进一步显示学科的理论应用价值。意在加强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发展,注重以应用为目的,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实际问题的研究,扩展应用研究的范围、深化应用层次,不断改进应用研究的方法。     

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学得到了复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进展较快,原先被视为禁区的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也开始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目前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中国人文地理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迈入21世纪时,作者建议中国人文地理学着重研究以下各课题:
(1)为充实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2)为配合(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研究全国和各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以土地利用为中心来研究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4)从节约利用和保护资源出发,研究地区自然资源系统;
(5)为发扬中国地理学的传统,更认真地为农业服务,研究促进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问题;
(6)从理论和方法上提高区域地理研究的水平、并配合国家任务,开展区域综合发展的研究,包括国家和各省经济建设的重点区、海域、生态脆弱区等。     

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机制——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

本文简要地综合了中外城市地理学界、规划学界对城市密集区空间组织自本世纪中叶的认识与研究,理论及实践成果,并且针对从城市群向大都市带演变的理论上及实践上的空白,做出一些理论及实践上的尝试。     

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主题之一

制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表现,它鲜明地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自然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作为行为规范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制度会极大地促进或限制人类创造能力的发挥。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rauma Medicine and Forensic Medicine in the Mid-Q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orensic medicine on therapeutic medicin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Qian Xiuchang and Hu Tingguang, two Chinese doctors who specialized in treating traumatic injuries. During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oth men compiled medical treatises that sought to improve on a scholarly model of “rectifying bones” articulated in 1742 by the Imperially-Compiled Golden Mirror of the Medical Lineage. Both texts also incorporated information from forensic medicine, including official inquest diagrams and checklists promulga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 show that they drew on these forensic materials to help address two interlinked medical issue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injury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and clarifying the location and form of the body’s bones. Overall, I suggest that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realm of therapeutic medicine and forensic medicine was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that doctors and officials alik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material body.     

唐校书郎考述

唐代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诸书所栽多有出入,《新唐书》错讹尤多。校书郎实为有唐一代士仕进之初阶,秘书省校书又为其最。与校书郎相关的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也促进诗艺的提高。唐传奇的发展,也与校书郎有着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