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的发展

本文从应用研究角度对人口地理学发展作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析探讨。通过对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对比中西方在发展上的差异,指出我国人口地理学是从实践应用开始走入发展的轨道,但同西方人口地理学相比,表现出应用研究方面的相对不足,而在由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之际,应用研究作为当今学科发展的动力,促进人口地理学应用研究的发展出现定量化、社会化、中微观化的趋向,进一步显示学科的理论应用价值。意在加强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发展,注重以应用为目的,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实际问题的研究,扩展应用研究的范围、深化应用层次,不断改进应用研究的方法。     

略议风景植被

文本提出了风景植被的含义,阐述了风景植被的发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分析了风景植被的宏观构景和微观信息特征。同时还以西安临潼骊山旅游区为例,介绍了风景植被的分类系统。     

展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学得到了复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进展较快,原先被视为禁区的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也开始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目前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中国人文地理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迈入21世纪时,作者建议中国人文地理学着重研究以下各课题:
(1)为充实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2)为配合(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研究全国和各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以土地利用为中心来研究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4)从节约利用和保护资源出发,研究地区自然资源系统;
(5)为发扬中国地理学的传统,更认真地为农业服务,研究促进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问题;
(6)从理论和方法上提高区域地理研究的水平、并配合国家任务,开展区域综合发展的研究,包括国家和各省经济建设的重点区、海域、生态脆弱区等。     

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机制——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

本文简要地综合了中外城市地理学界、规划学界对城市密集区空间组织自本世纪中叶的认识与研究,理论及实践成果,并且针对从城市群向大都市带演变的理论上及实践上的空白,做出一些理论及实践上的尝试。     

试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和人祭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时代,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带来了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对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人祭遗存的考察,以探讨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性质。     

明代私人收藏家百例辨析

我国的民间收藏历史悠久,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了集中的收藏家名录。本文结合资料,将１０７位明代私人收藏家的年代、籍贯、功名行状等基本情况列表分析,以期对明代收藏家的分布及组成特点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系统认识。     

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主题之一

制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高表现,它鲜明地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自然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作为行为规范的各种制度,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制度会极大地促进或限制人类创造能力的发挥。     

江苏省东海县博物馆藏青铜器的修复保护

为对江苏省东海县博物馆馆藏青铜器进行修复保护,在研究其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修复方案的制定和修复保护处理。由于经费、人员及时间的极大限制,除使用常规修复保护方法外,修复保护过程中也尝试使用一些新的材料和方法,以便提高修复的效率并达到较好的展览效果。在修复保护工作完成之后的4年时间,器物保存于东海县博物馆,通过对器物进行跟踪观察,未发现器物出现进一步的劣化,修复保护的效果良好,能够满足现代修复理念对于修复的要求。     

河南平粮台和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的颅骨形态学分析

平粮台、郝家台龙山文化遗址是近年来豫东、豫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对两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颅骨标本进行了人种学研究.平粮台组颅骨形态与先秦时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一致,而郝家台组与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均有较多相似之处.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平粮台遗址单一的粟作农业,郝家台粟作与稻作农业的并存揭示了郝家台龙山遗址可能存在人群的文化交流,这与郝家台组颅骨多种体质类型的混合特征相吻合.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rauma Medicine and Forensic Medicine in the Mid-Q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forensic medicine on therapeutic medicine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Qian Xiuchang and Hu Tingguang, two Chinese doctors who specialized in treating traumatic injuries. During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oth men compiled medical treatises that sought to improve on a scholarly model of “rectifying bones” articulated in 1742 by the Imperially-Compiled Golden Mirror of the Medical Lineage. Both texts also incorporated information from forensic medicine, including official inquest diagrams and checklists promulga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 show that they drew on these forensic materials to help address two interlinked medical issue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injury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dy, and clarifying the location and form of the body’s bones. Overall, I suggest that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realm of therapeutic medicine and forensic medicine was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that doctors and officials alike employed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material 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