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chastic Seismic Response of Pipelines with Corrosion

For aging pipelines, corrosion gradually appears inside and outside during in-service time. However, because the uncertain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around the pipeline and conveying material in the pipeline,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the pipeline corrosion would be stochastic processes. This background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seis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the pipeline. In this article, using Markov chain with absorbing barrier, a model simula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ipeline corrosion is presented. This model divides a pipeline into several segments and obtains the distribution probabilities of the cross section areas of the segments. Elastic foundation beam method and random perturb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obtain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the pipeline with corrosion.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 two pipelines a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displacements and stress of the pipeline under earthquake are evaluat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Also, the results of one pipeline are compared with Monte Carlo random simulation.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reasonably predict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the pipeline with corrosion.     

文化廊道范围计算及旅游空间构建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段)为例

随着桑地亚哥·得·卡姆波斯特拉朝圣之路(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成功申遗,以及近年来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申遗呼声的高涨,跨区域大型线性遗产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进行中国化的理论解读后,引入了文化廊道的理念。以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段)为例,在专家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借助于GIS对廊道空间进行分析,提出了确定廊道范围的计算方法,并推导出文化元素"影响力半径"的计算公式;从节点、通道、域面三个方面对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段)的旅游空间进行了构建,并给出了廊道空间分析、构建的方法和指标体系,为西南丝绸之路旅游开发及其他文化廊道(茶马古道、京杭大运河等)的保护和开发机制研究提供了借鉴。     

城市化空间增长上限确定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概念、理论及因素等方面对目前在城市化空间增长约束作用的特征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的研究存在着区域宏观尺度的把握较少、因素集成分析较少、缺乏直接针对城市用地本身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等不足。笔者认为从约束角度开展对城市化空间增长上限的研究工作,关键是如何确定区域水资源安全容量、粮食安全下的耕地最小规模、可恢复条件下生态空间的最小规模或城市生产生活所需的最小生态空间规模等阈值,并提出城市化空间增长上限确定的方法和途径。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自然旅游地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以安徽天堂寨景区为例

旅游发展初期的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类及影响因素在文献中讨论较少。以天堂寨景区为例利用分层聚类法与多分类名义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分类并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天堂寨周边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为盲目乐观派、社区经济挂帅派、谨慎支持派、悲观反对派,分类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年龄与居住时间、居住村、现在工作。基于深度访谈数据与研究文献分析了相关因素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分类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证实了一个事实: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农村社会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哪怕是针对像旅游业这样的具体议题,同时本研究也呼应了经典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     

中国边境入境旅游的客流演化态势及其动因分析——新疆内蒙云南三省区的比较研究

边境旅游是在具有特殊区位和文化环境的边境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是国际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陆地边境省州市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旅游资源丰度、旅游开放度、边境贸易比重和距离指数5个重要指标,应用矩阵分析方法,在对我国三个省区边境旅游发展及客流演化态势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边境入境旅游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旅游资源丰度、区位条件、经贸发展水平、开放度、可进入性等因素是影响边境旅游规模和类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现阶段我国边境省区各州市的边境旅游发展受贸易驱动明显,旅游资源丰度对边境旅游中的观光入境旅游者有较大影响,边境旅游也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边境旅游发展的启示,以期为沿边省区发展边境入境旅游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江南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以江南丘陵区的长沙市为例,以1989年和2013年的Landsat TM影像及DEM为数据,应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沙市1989-2013年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村居民点密度不断加大,居民点空间扩展特征显著,但居民点布局较为分散;②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低地指向性特征明显,不同地貌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显著;③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道路和河流指向性特征明显,距离道路与河流越近,农村居民点面积越大,反之则越少;④自然环境决定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总体空间布局,同时,经济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交通条件、政策制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分工与转移

本文基于2001年至2009年京津冀区域182个区县制造业29个行业的数据,测算了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分工与转移的基本特征,并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京津冀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三地制造业梯度分工格局正在逐步形成;(2)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在区域内部的转移主要从京津走廊向河北东部沿海的唐山、秦皇岛以及河北腹地的冀中南地区转移;(3)京津冀区域制造业的转移主要受到扩散效应的影响,在区县之间由分工的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从分行业来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受分工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受分工影响最小。     

基于家庭的广州市入室盗窃的特征分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犯罪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依据,从家庭的视角研究入室盗窃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广州市18个社区作为案例,以1332个家庭的问卷调查作为数据基础,分别分析不同类型家庭遭遇入室盗窃的频次特征。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家庭在遭遇入室盗窃的频次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邻里之间是否愿意帮忙、是否是本地家庭、居住条件和家庭收入等因素都会对入室盗窃发生的频次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把影响入室盗窃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根本因素和非根本因素两大类,并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特征。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及调控模式研究

本文在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50个村52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聚居形态、聚居空间、聚居功能、聚居主体以及聚居设施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密度不均,规模各异,形态多样,总体分布较散;住宅占地面积较大,一户多宅现象明显,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强;生产生活形态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劳务输出+传统农业"型村庄依然占主体;农户兼业行为增加,幸福感增强,但新型社会问题显现;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针对其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即转型升级模式、整治更新模式、保护控制模式、迁并转移模式,并深入比较分析了各类型模式的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路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应选择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