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口地理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才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得以发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了人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文章最后,展望了人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东亚经济危机与东亚发展模式新探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生、特点及其局限性。然后,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东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东亚发展模式与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最后,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与变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旅游节事项目管理模式初探

针对目前我国旅游节事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张引入项目管理理论到旅游节事管理中,利用“项目管理模式”的思想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文章认为旅游节事是项目,所以项目管理理论适用于旅游节事产品的开发;并提出了建立合适的旅游节事项目主体系统,以及实施有效的营销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物流管理的基本方法。     

现代显微技术在纸质文物鉴定与修复中应用

现代显微技术在纸质文物的研究和修复中,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因此应用显微镜对几件纸质文物进行了显微观察和分析。结果获得了纤维表面形态、纸张工艺和纤维特性等信息,同时获取了表面图像、分散纤维图像,纤维长、宽、配比等数据。所获信息对文物鉴定与修复工作有明显的参考意义,说明现代显微技术可以对纸质文物进行分析、鉴别,并为选配修复用纸和断代等提供参考依据。     

汶川地震导致的古建筑震害

为了解汶川地震造成的古建筑震害及对古建筑的保护,根据古建筑震害资料,通过归纳方法,获得了古建筑不同的震害症状：对木结构而言,主要有地基破坏、柱底侧移、柱身倾斜、节点拔榫、装修开裂、梁架歪闪、瓦件掉落、填充墙破坏等;而砖石及砖木结构由于承重材料的抗拉、压、剪强度相对较差,容易产生倒塌等严重震害。在此基础上,通过勘查分析方法,获得了古建筑产生震害的主要原因：地震力过大、古建筑缺乏及时保养与加固、施工原因及砖石材料本身强度差的原因等。针对不同的震害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抗震加固建议。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为提高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应加强对古建筑的维护与加固,及时清除各种隐患,将地震产生的破坏减小到最轻的程度。     

北京紫禁城背景环境及其保护

伴随文化遗产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其周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环境构成文化遗产的背景环境,应该加以妥善的保护。紫禁城的背景环境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明清北京城的整体格局是它的骨架,传统城市设计与建筑和前人对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开发成果构成它的美学和景观特色,众多文物古迹是其中的重点元素。北京城市性质发生革命突变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缺陷造成紫禁城背景环境的改变与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确定和故宫缓冲区的建立,将净化和恢复紫禁城背景环境。     

中国古代"笛""笙"考

我国古代对竖吹和横吹的笛在称呼上是混杂的。如汉代马融《长笛赋》中所指的邃,实际指的是今天的箫,关于笛、箫两件乐器的确切名称,约在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分开,称笛为横吹或横笛。对于笛的产生年代,据文献记载,过去一直认为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将笛传入长安。宋《陈旸·乐书》中载:“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律书乐图》云:“横吹,胡乐也。昔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汉代马融《长笛赋》也说:“近世双笛从羌起。……京房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一。君明所加孔后出, 是谓商声五音毕。”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文帝十二年,公元168年)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笛类乐器两支, 可以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约半个世纪,笛类乐器已在我国境内流传。     

潘祖荫金石跋尾三则

甲申仲夏,苏州博物馆在对一批碑帖作抢救性整理时,在三种原拓经折装本后发现有清潘祖荫的亲书跋尾考证文字,此三种分别为<古义士伯夷叔齐二公碑并序>、<宋故朝议大夫致仕赠光禄大夫黄公神道碑铭>和<唐白鹿泉神君祠碑>.查阅<滂喜斋丛书>①中的<京畿金石考>二卷、<吴郡金石目>一卷、<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三卷和<日本金石年表>,均未发现有这三篇跋尾的记载.     

现代化和现代性——韩国现代化的另一种观点

本文以韩国为例,说明:一、现代化是一个以起源于西方的向外发散的国际上的文化传播过程和面对这种冲击每一个社会必然采取应变过程的双向运动;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非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是传统因素、殖民遗产和现代因素本土化的一种混合体;三、由于现代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因此在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实现知识的进一步理性化是一项重要任务。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