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

周代金文所见之鄩氏,应该是文献失载的子姓之国或子姓之族,乃殷商王族之支庶,或为殷末征人方的直接产物,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周人入主中原后,鄩氏臣服于有周,甚至直接成了齐国的附庸。两周之际,该族曾经与曹姓之邾、任姓之吕或曹姓之莒等小国联姻。春秋晚期,则为强齐所吞并。而传统的莒国改姓之说,尚有疑点,曹姓之说或更为可靠。至于鄩仲匜铭中的(?),实为吕子二字的合文,其中的(?)符,是借笔合文的指示符。     

于阗的地神图像及其流变

于阗是著名的西域古国,汉唐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在其地兴盛一时。本文主要围绕一百余年来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的多件地神图像,结合文献,探讨了此类图像的外在形式、文献依据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作者认为,于阗佛寺的地神图像是据《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绘制,它影响了龟兹和敦煌佛教绘画的王族供养人画像,反映了出身为世俗人的王族供养人试图藉此神化自我,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     

岭南地区家养黄牛起源问题初探

岭南地区家养黄牛起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通过骨骼形态、测量数据、考古现象以及区域动物群的对比和分析,对岭南地区家养黄牛的起源时间、模式和动因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家养黄牛最迟于南越国时期从北方传入岭南地区。     

福柯的启示:空间视角中的“文化遗产”

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创造性地将空间、知识与权力进行连接,创造了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的结合。"文化遗产"素有"空间政治"面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将其概念和实践与福柯的空间理论相关联,能为解读和反思遗产概念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生发的诸如遗产地概念及对遗产本身的认定所呈现的空间化趋势,文化遗产的空间化对地理和政治疆域整合的作用,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给地方带来的发展机遇,生态博物馆等文化遗产的空间化实践中的异托邦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能否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入一个整体、活态保护的新阶段等问题提供路径。     

《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

《梦粱录》与成淳《临安志》前后成书相差数十年,且前者为私撰,后者乃官修,但两书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甚少为人关注。《梦粱录》全书169个条目中,有80条抄录咸淳《临安志》,在这些抄录当中,也有不少疏漏。因此,有必要对此二书进行比较研究,订正史实,以揭示它们的内容与价值。     

韩城出土一件镂空、粉碎性青铜盒修复的实例

2012年5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展"陈列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两周墓地的考古成果。其中,有一件出土镂空、粉碎性青铜盒,破损非常严重,不成器型,铜胎胎质氧化严重。由于其所具有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急需修复。为此,根据文物自身的特点,用传统修复方法对碎片进行编号、查找拼对、拼接、补缺、篆刻纹饰、打底、作色做旧,并做了临时的框架,在短时间内修复。从修复的结果看,本次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修复思路和方法可给同类器物的修复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借鉴和参考。     

十世班禅与西藏和平解放及班禅问题的解决

班禅返藏问题,不仅是十世班禅自己的问题,也是和平解放西藏、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大核心问题。他首先争取中共中央对自己地位的承认,提出解决班禅问题的方案和意见;接着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使班禅问题的解决在协议中规定下来。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他又采取积极措施使书面规定得到具体实现,顺利返藏。班禅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决心与正确的方针、步骤,十世班禅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从马王堆看西汉的物质文化

＂马王堆＂是西汉时期的三座墓葬,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1972年初至1974年初,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对这三座汉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品类之丰富,保存之完好,涵盖学科之广,都是我国考古史上所罕见。甚至可以说,马王堆汉墓群是汉初＂文景之治＂全方位的形象缩影,它的考古发掘向人们展现了这一重要历史盛世时期的政治、经济、     

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北京城市增长模拟与管控模式优化

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与交通设施配置息息相关,可达性成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控城市空间开发的重要手段。在以矢栅一体化的综合可达性测度并构建城市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增长进行了成功模拟,透视了基于综合可达性导向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与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研究发现：①城市增长密集发生在建成区周围可达性优越的区域,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城市增长的概率降低,反映了北京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②受城市规划与交通设施规划失调影响,可达性提升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城市增长开发概率,严重削弱了可达性对城市增长的引导作用;③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的优化方案,要以交通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合理耦合空间规划,才能更为有效地引导城市空间良性增长并预防规划失效。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模型建立与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的提出,对于确立与提升交通引导城市增长的基础性地位,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