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窥画——试论唐代花鸟画的审美价值取向

唐代是中国花鸟画科的正式形成时期,据考证,当时擅长花鸟画的画家高手如云．但因年代久远,作品真迹早已遗失,今人已无从得知其庐山真面,通过唐代题画诗这扇窗口,对唐代花鸟画的审美价值取向作一探索。     

华北人民政府领导机关平山驻地变化考述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决定合并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存在期间,在中共中央及华北局的领导下,根据施政方针,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华北区的统一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繁重任务.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城市接管、政权建设、社会治安、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1928年安徽人口普查研究

通过梳理1928年安徽人口普查的背景、制度和执行情况,分析普查数据,可以得知此次人口普查执行得力,普查结果可信度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人口普查所得人口数量与实际人口仍有相当差距。利用以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代表的区域性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通过调整人口性别比可以对1928年安徽人口数量进行大概规模的复原。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博物馆观众研究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基本点——对博物馆观众定义的新探讨

博物馆观众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的进步依托于理论的成熟,但是目前学界有关博物馆观众这个定义的理论研究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本文作者对以往有关博物馆观众的若干流行定义进行了质疑和辨析,同时对博物馆观众的定义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自己对于博物馆观众的理解,即博物馆观众是博物馆环境的直接体验行为人的集合体。文章结束部分进一步对博物馆环境、博物馆体验以及人的集合体等信息点进行了必要的深化补充。     

读《净土教概论》札记一则

本文主要纠正了释海印翻译望月信亨著《净土教概论》中的一处误译,并进行相关考证。     

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大都市政区整合与转型——上海案例

在工业化、城市化相互交织的进程中,大都市区城乡之间的权益矛盾关系极其复杂,行政区划调整成为调节城乡权益配置的重要政策工具,由此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行政区划调整也很频繁。本文以城乡关系变迁为逻辑主线,分析了上海市行政区划变更所面临的国家宏观背景变迁、战略调整,总结得出上海市存在"市管县体制"、市辖区切块扩张、撤乡改镇、整县改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模式,这些调整有利于国家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战略,并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将在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南唐绘画的文人化倾向及文人画“五代萌生说”初探

中国历史上的南唐时期,因统治阶层倡导文治,文人价值观对社会精神起主导作用。在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下,南唐画家的作品也呈现出文人化的倾向,文人画在五代已处于萌生状态,如诗、书、画开始结合于一体且书法用笔进入绘画。中国画在这一时代的发展对文人画的形成意义重大。     

宏观背景因素对海外移民企业家创业的影响--以澳大利亚的中国商业移民为例

论文基于2019年对阿德莱德和墨尔本两个州府城市的实地调研,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宏观背景下的商业移民如何改变其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二是宏观层面因素如何重塑商业移民的发展机会结构;三是中澳经贸关系现状对商业移民有何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制度因素和经济背景,对于商业移民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其作用并非等效。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于商业移民特征的转变起着主导作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则在呼应改变的同时,间接促成了商业移民内部的组内差异。对于商业机会结构的转变,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动的需求市场起到良好促进作用,而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相关的移民政策与制度作用则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