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太和殿木构件现状分析及加固方法研究

为加强对古建筑的维修保护,故宫博物院对太和殿进行了勘查,发现如下木构件问题:西山挑檐檩跨中挠度过大;三次间正身顺梁及山面扶柁木榫头位置下沉10cm;明间藻井下垂13cm,井口爬梁已经开裂.通过运用结构力学相关方法,对这些构件的结构现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讨论了相应的加固方案,解决了这些问题.结果表明:西山挑檐檩虽然挠度较大,但强度满足要求,不需要加固;山面扶柁木榫头下沉的原因是局部受弯强度不足,但已通过支顶解决该问题;正身顺梁榫头下沉的可能原因是材料老化,局部受拉、弯、剪强度不足,通过采用钢木组合结构进行了加固;藻井下沉的原因是木材老化,井口爬梁抗弯及抗压承载力不足,通过采用扁钢箍加固的方法进行了加固.研究结果可为古建筑保护及修缮提供参考.     

基于干旱脆弱性的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及其影响机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多体制视角,对农户系统体制及状态进行辨识,并构建农户对干旱的脆弱性指数对其进行评价;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识别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并从客观动因、主观动因和决定动因三方面,探讨农户系统体制转换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研究区农户系统体制从传统农业体制,向新型农业体制和非农型体制转换。农户由于自身转化力不同,转换结果存在差异。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系统体制发生转换,农户期望(教育支出和家庭责任)决定转换方向,农户转变生计方式的能力(行为认知、劳动力比重和社会网络)决定转换程度,在其作用下,农户体制和状态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脆弱性分异。     

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

通过介绍及解读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这两部印尼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本文力图说明15世纪初印尼群岛信奉伊斯兰教的热潮与郑和的鼓励和推动有莫大的关系。作者认为,在郑和下西洋前,闽南方言群(包括福建漳泉人和广东潮汕人)的私人海商在东南亚各港埠已拥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在郑和的鼓励与推动下,来自云南的中国穆斯林曾在明朝初年大批地经由印支半岛进入印尼群岛。他们在印尼尤其是在爪哇岛华人中的统治地位曾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淡目王国衰亡前夕,以闽南方言群体为主的非穆斯林中国移民才在爪哇等地的华人侨居社区中逐渐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郑和及其助手的大力推动和组织下,明代前期的中国穆斯林以占婆为中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组成了自己的贸易和传教网络。在这一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原籍云南但来自占婆王国的华人穆斯林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略谈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研究

在有关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集中揭示的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及其文化的核心却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方面.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相对而言,考古资料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性和长时段性(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定州清真寺礼拜殿

定州清真寺位于定州市中山中路与清风街交叉口,其主体建筑礼拜殿由前殿和后窑殿两部分组成,始建于元至正八年,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后窑殿仍保留部分元代砖结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无梁殿结构。本文介绍了礼拜殿的建筑形式、内外装饰等。     

西安白庙村唐代金杯及有关问题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金银器中,以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多件金银器最为著名。由于多种原因,这批窖藏金银器的正式发掘报告一直没有编写出版。为了向学术界提供全面、详实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资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陕西历史博物馆决定组织有关人员开始编写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的发掘报告。     

汶川地震可移动文物震害研究

为探索汶川地震作用下以浮放为主的可移动文物的震害及防震措施,通过震后勘查,讨论了汶川地震造成的可移动文物的典型震害症状。从博物馆、陈列台、文物本身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可移动文物的主要震害原因和传统的防震措施的不足之处,对国内外可移动文物的先进防震技术进行了探讨,研究了其防震机理。基于国内外可移动文物防震经验,对我国可移动文物提出了防震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汶川地震造成可移动文物震害除了地震本身因素外,文物防震措施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保证可移动文物的防震性能,首先应规范博物馆建筑抗震设计,其次考虑陈列台隔震技术应用,最后再考虑可移动文物与陈列台之间的可靠连接;采取先进的隔震技术对可移动文物的防震具有促进作用。     

“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

读罢张世民先生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读〈仓修良探方志〉札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深为其独特的学术源流探究角度、考察方式和演绎逻辑所迷惑。文章对方志、方志学、起源、传统历史学等最基本的概念理解不清,反而用“史志同源”、“源流互引”、“高位整合”等似是而非的时髦词汇大加发挥,因此在方志的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史志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张先生认为,方志不仅多源,而且史志同源,“传统历史学和地方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并将古诸侯国史、周秦时期的邦国文献以及郡县文献、纪传体通史《通志》、典制体史书《日本国志》、地理总志、日本地方史等统统“整合”成了地方志。可见,张先生所谓的“史志同源”论,其实质就是方志无源、史志不分,等于否定了方志学科的存在。     

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

本分析了当前图书出版和消费的情况,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指出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古籍类图书并不处于优势,而仅凭传统的整理出版方式己不能适应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作通过对传统化典籍整理出版趋势的分析,提出对这些典籍的整理出版应走商业价值与化价值并重的道路。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本文通过对旅游服务起源的追溯,论证了旅游业是为人们出行提供服务的一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这种商业模式的解剖,总结了旅游学科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旅游学科知识体系与行业发展变化的关系,从而梳理出旅游课程建设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