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至今俄罗斯硬币上造币厂印记的演变——对《俄罗斯硬币上的造币厂印记》的补白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1991的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完全独立,这些重大的政治变革都对俄罗斯硬币上的造币厂印记产生极大的影响,并留下可圈可点的烙印。     

神话与宗教中理想景观的文化地理透视

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理想景观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化圈的不同,世界神话与宗教可划分为三种地域类型:中国式、希腊式和希伯莱式。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理想景观类型。理想景观是人们对于环境的选择和改造,它的形成受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双重作用,其中自然环境的作用是潜在的、基础性的,而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和本质性的。不同的文化通过神话和宗教中的理想景观类型来表达自己的景观理想,又依据这些理想,通过地理回归在现实中使其物化,实现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

This paper makes a summary thd jade of Hongshan. It defines the Jade by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ampl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de and Hongshan Culture.The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early, the generating of reseach and the expanding stage.In the end,it points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食物生产的生态学——史前农人与牧人开发一系列位置相邻却差异显著的气候区

大美索不达米亚,在这里广泛地定义为阿拉伯河（Shattal—Arab）各支流汇人的整个地区,长期以来它是公众兴趣和学术研究的舞台。近年来,关注点转向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与动物饲养独立出现的地区之一。虽然已有许多近东粮食生产起源方式出色的文化历史学复原,但是大多数并未直接解决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最常提出的一些生态学问题。本文研究其中的某些问题。     

从砍斫器到石斧：再修锐技术的演进

狩猎采集群的重要压力在于石料的采办。当石制品系统中一个部分的变化抬高采办成本并超过可接受限制时,系统中就必然出现其它方面的补偿性变化。在本文中,系统的两个最易变的部分包括：（1）被处理原料的数量;（2）由再修锐技术决定的工具使用寿命。主要由于随时间增加的切割需求,也因为木器、狩猎和筑房技术的进步,再修锐方式从硬锤打击,转向软锤打击、石片再修锐、压制法再修锐,最终转向刃缘磨光。该模式指出,     

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理论的重新审视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践是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探索活动。本文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论述了马克思等关于农民理论的立足点及其发展,分析了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挫折,通过对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进而得出对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尉迟寺出土陶鬶的启示

史前陶鬶发展的主流看法是起源于海岱地区,然后向周围传播。但是,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鬶现象给这种观点带来了难解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尉迟寺出土陶鬶的验证,再次肯定了陶鬶应该发源于太湖地区。并且,尉迟寺遗址也是陶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区域,为陶鬶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论权力寻租及其法律制约

权力寻租是当前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寻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它严重危害国家和杜会,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大顽症。制约权力寻租最有效的方法是法律制约,但是法律制约权力寻租还必须有合适的环境为支撑。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On the earliest contacts between Dubrovnik and England

According to tradition, King Richard I of England visited Dubrovnik (Ragusa) in 1192. Much of the evidence for this visit comes from a dispute at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the abbot of Lokrum. Medieval evidence can also be taken into contribution, notably the comments of the English chronicles of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and the surviving documentation for the career of a Ragusan archbishop who later became bishop of Carlisl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King Richard's visit was a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