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

本文以<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为例探讨社会巨变之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求索.<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主要是治古代史地的历史学者,在边疆问题探讨上多数走的也是质朴的考据之路,是学术研究呼应时代需要的典型代表.<禹贡>半月刊的创立缘起并非单一,它蕴涵着顾勘刚的多重意旨,随着时局的变化,它关注的重心也不断发生转移.从其影响来看,它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而且造就了整整一代边疆史地学人,掀起"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明代"九边"宣大军事防务区的形成

明代"九边"的宣府、大同二镇,因地理区位和明蒙对峙的军事态势形成一体化的军事防务区.这一防务区"拱卫京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直接导致了协调区域军事防务的宣大总督设置.     

《历代词人考略》作者考辨

民国初年的词学史上,《历代词人考略》(下引皆称"《考略》")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词学文献,饶宗颐《词集考》、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唐圭璋《全宋词》等重要词学著作都曾引用《考略》.其内容涉及词人小传、词本事、词牌词调源流演变资料、历代学者有关词人词作的考证评论,尤其是作者所加的按语,时出精辟之论.《历代词人考略》现藏南京图书馆,署"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乌程刘承干翰怡辑录".共十二册三十七卷(存目五十七卷).起于唐"明皇帝",终于南宋"王埜".①《考略》成书以来一直沉寂于书海,不为学界所知,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端:其一是南图所藏为抄本,流传不广,又未登载于全国性的书目、书录;其二是《考略》署名刘承干,刘氏本非以词学闻名者.因而此著并不彰显.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进步之考评

本运用先秦献记载与考古物对照辨析的方法,较详细评论战国时期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在质地上、种类上明显的时代性进步,并认为这一进步不仅直接为当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而且对后世农具变革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宝鸡建河墓地出土战国时期秦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正>为配合陇海铁路宝兰复线陕西宝鸡段工程,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两次发掘了宝鸡建河墓地,取得了重要收获。其中秦墓的发掘,是目前为止在陕西境内最西端、甘肃境内最东端的渭河北岸有关秦人踪迹的重要发现,为今后寻找秦人自西向东逐渐迁徙的足迹,乃至对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翔实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

孙机先生《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一文进一步讨论了铜奔马的年代问题。武威雷台发现了一整套由铜车马和骑马俑组成的出行仪仗,铜奔马是这套仪仗中的一件。铜马昂首嘶鸣,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附着一振翅飞翔的燕子,飞燕回首惊视,骏马已经超越在前。古代传说的天马行空的壮丽景象再现人间。铜奔马优美姿态与精湛的工艺举世瞩目,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铜奔马出土以后受到考古界的重视,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对于铜奔马的年代,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孙机先生充分展示了争议各方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其主张自然清楚了。孙机先生著述十分丰富,成就卓然,是当今古代器物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方法、治学思想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赏析

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元代瓷器。1979年它入藏江西省博物馆以来,专家和学者对其独特的造型,复杂的工艺,丰富的内涵、珍贵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名列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64件（组）国家一级文物之中,禁止出国出境展览。三十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旅顺博物馆藏漳州窑五彩大盘

漳州窑是福建省明末清初生产外销瓷的著名瓷窑,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大规模发掘以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漳州窑主要产品有漳州五彩、素三彩及青花,这些瓷器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着国内外学者的“华南三彩”、“汕头器”及“克拉克瓷“（日本称“荚蓉手”）的窑属问题,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