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

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其实质是墓主人的灵魂从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受祭祀。此类题材在画像中的频繁出现,证明祭祀祖先活动的图象是汉画像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₃和C₄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₃信号和C₄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中国西部平原型大城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为解决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有必要研究居民通勤特征,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参考。本文以西安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层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东部类似城市北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安居民通勤以公共交通为主,但地面交通中私家车高于公交车;通勤时间反映职住分离程度低于东部;以内部通勤和内向通勤为主,同时,运用引力模型对通勤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进行计算,发现通勤流反映城市空间结构为单中心,在分析通勤特征背后原因的基础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治堵建议。     

肖像画与相术

本文探讨中国肖像画在造型技术上从易到难,有一个由侧面到斜侧面最后才到正面的发展过程。在解决正面肖像的描绘难题时,曾经借助过相术,即以汉字造型特点对人物面部形象的归类方法和观察方法,从而促进了肖像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笛""笙"考

我国古代对竖吹和横吹的笛在称呼上是混杂的。如汉代马融《长笛赋》中所指的邃,实际指的是今天的箫,关于笛、箫两件乐器的确切名称,约在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分开,称笛为横吹或横笛。对于笛的产生年代,据文献记载,过去一直认为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将笛传入长安。宋《陈旸·乐书》中载:“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律书乐图》云:“横吹,胡乐也。昔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汉代马融《长笛赋》也说:“近世双笛从羌起。……京房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一。君明所加孔后出, 是谓商声五音毕。”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文帝十二年,公元168年)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笛类乐器两支, 可以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约半个世纪,笛类乐器已在我国境内流传。     

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

怀特的理论作品始终围绕历史、比喻、想象三个概念展开论述。怀特希望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确立一个话语连续统 ,借助比喻理论寻找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合理联系。这种比喻理论揭示出历史表现中语言的重要作用 ,它不仅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历史实在与历史真实的新方法 ,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史学的意义 ,构建旨在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思辨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

由于历史原因,与美术历史同样对揭示美术规律起重要作用的美术地理学至今尚未及时建立起来,因而目前在美术地理学之下首先确立历史美术地理学学科概念,并进行学科之下的实际研究,从而促进美术地理学的建立与完善,不但极为迫切而且切实可行。本文就历史美术地理学在美术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意义与地位、历史美术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以及进行历史美术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等诸方面作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河北蔚县三关墓地古代居民的遗传结构

河北蔚县三关墓地作为一个文化类型从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利用线粒体DNA方法研究其遗传结构,发现蔚县三关墓地古代居民在母系遗传上与现代东亚人群的亲缘关系较近。在与古代居民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三关组与姜家梁、喇嘛洞古代居民聚为一支,而与拓跋鲜卑位于两个不同的分支上。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此地区母系遗传关系较近。夏家店下层文化壶流河类型的古代居民对于今天北方汉族的形成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试论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立法,以协调西部经济开发与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商业开发与原真性保护等诸多关系为宗旨,是完善西部开发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必将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