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教育工作总报告》节选

《南京市教育工作总报告》系南京战区教育主任督导员袁涌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报告总结汇报了1940至1943年四年间其奉派深入日伪统治中枢所在地南京、主持当地战教事业的工作情形。报告书前半部分主要记述南京市战前教育以及战时敌伪奴教设施状况,现特节选书中后半部分,以集中反映国民政府秘密督导当地教育人员抵制奴化教育,与日伪当局开展争夺南京地区教育权斗争的详情经过。     

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的考古学考察

湖北江陵纪南城为楚国都城,在该城址周边楚墓中出土了约13件青铜"越式鼎",时代始于战国中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这批墓葬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显示其葬制以楚文化特征为主,但部分墓葬随葬品的越式风格浓郁。通过综合研究,本文认为此为楚化的越人或其后裔墓葬,他们在楚国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批楚化的越人可能在楚国军队之中担任军士,或以巫觋身份参与了当地的祭祀等宗教活动,并有着与楚人彼此认同的宇宙观、灵魂观和祭祀习俗。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元楚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越文化在楚文化构建中的特殊地位。     

关于人物入志的探讨

人物是地方志书要认真记述的重要内容。人物入志是发挥地方志书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需要,是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人的作用的需要。人物入志的基本做法有：为去世的重要人物立传入志,为在世的重要人物写简介入志,列各类型的人物表入志,随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乡镇机构内容记述历任正职领导姓名。记述人物要注意解决记述内容见事不见人的问题;解决为在世人物立传的问题;解决人物入志范围过宽的问题;解决写人物简介和人物传略界限不清问题;解决记述人物出现错漏问题;解决人物传、人物简介排序混乱的问题;解决领导人照片入志存在的问题。     

第二轮志书记述非政府组织探讨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存在于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是第二轮志书编纂中需要加强记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述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类型、现状及设篇（章）记述之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第二轮志书记述非政府组织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并指出写好非政府组织篇（章）需要解决的问题：重点内容和上下限,客观记述,交叉处理,资料的收集等。     

山东新泰出土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

为探讨东周青铜复合剑的制作技术,采用X光探伤、CT、XRF、金相分析等方法,对出土于山东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齐国墓的2把青铜复合剑进行了内部结构、制作工艺、合金技术、金相组织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2把青铜复合剑均采用低锡合金和高锡合金两种材料复合而成.在检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新泰出土的2把青铜复合剑与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在结构上,低锡区设置在剑脊的两侧,其截面结构呈现多种形式,与高锡区铸接,浑然一体;在成分上,低锡区含锡量仅为4％,具有锡青铜最佳的延伸率.结合青铜复合剑剑柄的特色,认为虽然新泰出土复合剑的内部结构与已研究的吴越特色青铜复合剑有明显差异,但制作理念应是一脉相承的.     

山东新泰出土同心圆剑首连接技术研究

山东新泰周家庄出土了东周时期大量带有吴国特征的兵器,其中尤以青铜剑最具特色。为探讨东周同心圆剑首与剑茎的连接方式和连接结构,采用X射线探伤机、CT检测了3把同心圆首剑。检测结果显示3把同心圆首剑采用了2种铸造技术,即浑铸技术、铸接技术。其中2把铸接的同心圆首剑分别用2段式和3段式铸接成形。文章首次用CT清晰地展示了2把铸接的同心圆首上设置的榫头形状及分布状况。讨论了古代同心圆剑首连接技术的多样性、灵活性,说明了当时青铜连接技术已经非常娴熟、高超。     

采用物候学研究历史气候方法问题的讨论——答《再论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荔枝分布北界及其与气温波动的关系》一文

根据成都、万州等地区长时段的历史文献记载和现在植物状况来看,唐代这两个地区是应该有荔枝生长的。三种分布类型都应有气候学的指示意义,只是在显现气候指示程度上有差异。所以,成都和万州荔枝的生长分布有一定气候指示意义。区域小气候是受大的气候背景变化影响的,只是由于小区域的自然差异会左右受大气变化影响的程度。所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是可以指示气候的。历史气候的研究应树立宏观、长时段的研究视角,重视田野考察,讲求逻辑思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开展远程教育的必要性

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现代远程教育将信息技术融于教育教程,可以全方位地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教育服务,填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和空白,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针对开展远程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些作者的看法。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ur: The Chinese Apparel Industry in Prato,Italy

Since the 1990s, the Chinese apparel industry in Prato has developed from a few stitching workshops into full‐fledged production networks. However, persistent dispar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talian labor has triggered widespread social tensions. Drawing upon the recent literature of critical labor studies, this paper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see the disparity in terms of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across scales. The Chinese labor in Prato is made cheap and flexible by the prolif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borders, which were in turn inadvertently produced by Italian immigration policies, Chinese social norms, and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ducing social borders and in their own exploitation. Therefore, the labor polarization in Prato can hardly be solved by lo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talian trade unions have failed to organize the Chinese migrant labor in Pr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