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字词零释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词语难解,本文对“调投”、“乞页”、“玲”、“毂纸”、“夜分”、“卧”、“下彭”、“东京”等词语进行了考释。     

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的成因分析——以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为例

本文针对不同类别遗产地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研究,通过对九寨沟、峨眉山和青城山三个世界遗产地旅游者的问卷调查,从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的要素和维度、旅游动机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旅游者特征和旅游者了解遗产地景区的信息渠道对旅游者动机的影响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阐释了不同类别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差异及其生成原因。     

基于力矩平衡原理的秦兵马俑重心测量及临界地震加速度计算

随着近年来地震灾害的频发,分析浮放于俑坑中的秦兵马俑在地震波影响下的运动方式是秦俑地震灾害防御研究中的首要环节。本研究利用力矩平衡的原理测量秦兵马俑的重心位置,进而初步计算得到陶俑的临界地震加速度,依据陶俑的形体特征计算出每类陶俑的抗倾倒极限地震加速度,验证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为制定秦俑的地震设防等级和防震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     

周初筒形卣研究

筒形卣是青铜卣中形式较为特殊的种类,流行时间很短,发现数量也很少,但在周初青铜器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以往的学者在青铜卣的研究中对筒形卣多有涉及,重要的如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对青铜卣型式的系统研究中,将筒形卣列为单独的型式,在其下虽只有寥寥数十字,但有许多看法至今仍很值得我们借鉴;朱凤瀚先生将卣分为九型,其中筒形卣被归人H型中的b亚型,并注明为西周早期器;王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将卣分为三型,在长颈壶形卣和扁圆体罐形卣之后即为筒形卣,也指明了筒形卣属于西周早期这一年代特征;卢连成、胡智生先生的研究中也曾对筒形卣的年代与分布地域进行过大胆的推断。     

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研究

现有资料表明,陕西地区腰坑葬俗最早发现在耀县北村,时代约在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同一时期,河南地区的腰坑葬俗已经开始由中原向黄河东西两岸地区伸展,传统的殷商文化借助渭河之便进入陕西,并把腰坑墓这一葬俗带给关中地区,乃至甘肃陇东地区。由此,全面了解腰坑葬俗在陕西关中、河南豫中、甘肃陇东的联系与发展,对揭开当时社会的真实历史面貌以及民族的变迁演变提供了某些线索和资料。     

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

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在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抗战精神等方面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尽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抗战史学依然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治史目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其局限性也无庸讳言。     

游仲勋教授与华侨华人研究

本文介绍著名日籍华人学者游仲勋教授对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贡献 ,着重评述他在华侨华人经济研究领域所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以增进国内学术界对国外研究状态的了解。     

地域文化基因再现及人本观转基因空间控制理念

文化景观是环境层面上文化行为的空间产物,地域文化景观反映该地域文化体系的地理单元特征。地域文化遗产性景观揭示传统文化(尤其是心理期盼认知传统行为)在空间上传承与形制叠加的人文地理性。对后者的研究国外已借用生物传承多样性的"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理念去解构。诸多研究多涉及聚落景观及其基因方面,还没有全方位延伸到地域文化景观的各类型,尤其很少介入地域传统文化(风水观)遗产性基因,及其遗产景观基因的排列或组合或结构的研究。本文引用人文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向创立的"现象学结构主义"方法,首次系统揭示(中国)地域文化遗产(形制)基因与结构;并据后现代人本性空间观理念,即在满足遗产性景观所在地(或社区)生活空间质量需求规律下,论及提升文化产业展现内涵下的遗产景观基因再现控制理念。     

一种结构对称的破碎青铜文物的数字修复方法

为有效解决结构具有对称性的破碎文物的数字修复问题,本研究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出了一种针对结构具有对称性的破碎青铜器文物的数字修复方法。首先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实现破碎文物的三维建模,然后采用基于特征点集的最小二乘方法计算破碎文物的对称平面,进而利用对称性实现破碎文物的数字修复。针对对称性计算的镜像模型与原始模型几何造型不完全一致的问题,采用非刚性配准方法实现了镜像模型的几何变形。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能够实现破碎文物的数字修复,将为实体修复提供借鉴和指导。     

全面抗战时期西安煤荒之演变与政府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着力推动后方城市经济的平战转换,战时西安煤荒之演变与政府因应即是典型案例之一。伴随晋陕豫三省战局的演变与外向依附型供煤结构在战时的存续,加之通货膨胀加剧、物价继涨和煤市投机,频发的煤炭短缺事件在西安逐渐演变为"结构性煤荒"与"人为性煤荒"交织的复合型危机。为有效因应计,国民党政府通过统制煤炭运销、改革供煤结构和管控煤价等措置,使西安煤荒一度得以缓解。但囿于诸多煤务弊病的掣肘,各项举措多难以实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