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关于炭疽病的最早记载

《桐梓县志》收录谈亮《蟠龙水长歌行（有序）》一文,描述了17世纪80年代蟠龙水大疫的情形,据现代流行病学的理论可知,此场疫病是炭疽病。这使人类历史中记载人兽炭疽病流行情况的历史提前了70年。至于炭疽病在自然条件下累及野生肉食动物和鸟类的实例,是已发现文献未曾报道过的。此项发现对炭疽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学研结合学以致用大力提高二轮志书质量——在2008年全国地方志系统新方志编修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 (2008年9月2日)

(2008年9月2日)为增强修志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进一步提高第二轮志书的编修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了这期全国地方志系统新方志编修业务培训班。在培训班的筹备过程中,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此,我代表中国地     

审时度势未雨绸缪——论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先后占领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并向北方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了维护国家边圉,积极提出办防设想。本文从岑毓英力拒洋人入关的防御思想、“以人为本”的防御观念、暗助刘团与“衅不自我开”的防御策略、重视防守设施建设的防御部署四个方面探讨了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肯定了他的功绩,分析了他的不足。     

《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人文地理》100期刊用文章统计分析

截至2008年4月,《人文地理》出版满100期,在出版100期之际对该刊22年来刊发的2102篇论文、论文第一作者和引文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揭示载文量的时空分布特点,展示该刊作者群的基本特点,确定该刊活跃作者群的数量和比例,归纳出人文地理科学工作者利用文献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掌握我国人文地理研究队伍的变化及发展状况,并对《人文地理》期刊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对古代罗马史的研究

台湾学者邢义田对古代罗马史素有研究,编译过资料选集,写作过专题论文和有关书评,翻译过重要文献,发表过考古调查报告,现场拍摄过文物照片。这些成果中有的内容为大陆史学界少见,因此颇具参考价值。     

从清政府的满语保护政策及效果看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

清代是以满洲贵族为主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了防止在广大的汉族地区丧失民族特性,他们对其民族语言——满语,采取了语言保护政策:民族交往限制、强化满语国语地位(诸如:官员选拔、司法、公文、教育中的强制使用),但都没有改变满语消亡的历史命运。从这个历史事件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民族语言工具性文化地位的考察,来重新考量国际上当前流行的民族语言保护问题,希望对当今的文化政策有所借鉴。     

蒙古族萨满教信仰的发展与变化

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是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早期,萨满教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蒙古帝国建立时期,曾为成吉思汗的权力奠定了“神权基础“。因此,萨满教在蒙古统治者中也备受礼遇,成为蒙古帝国的“国教“,而受到蒙古族民众的普遍信仰。萨满教在蒙古,经历了数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到佛教传入以后,才开始逐渐衰落以至接近消亡。     

老巴州

老巴州是一匹马,一匹枣红色的骟马。我知道的时候它是我父亲车上的辕马。辕马驾在辕里既要承担车前部的重量,又要担任舵手,还要给前面搭梢子的牲口助力拉车。可见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因此,车户在他驾驭的三四匹牲口里最看重辕马,经常给它喂偏食,车鞭也很少落在它身上。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The Central Kingdom” is pregnant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was believed that whoever controlled Zhongguo (the Central Kingdom or China) would be the legitimate ruler over Tianxia (the realm under heaven or all under heaven). It was the contention for “the Central Kingdom” among the varieties of dynasties, notably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Han-Chinese and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hat lead to the alternation of dis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unified “Central Kingdom”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urned into the ideal “realm under heaven” with “the Central Kingdom” at its core, which naturally put an end to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y in ancient China.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007, (3):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