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谷牧考察避暑山庄的重要谈话

1978年9月,谷牧副总理考察了驻避暑山庄单位搬迁和山庄、外八庙整修工程进展情况,在参观考察中和听取承德地市负责人汇报时,作了重要谈话,涉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护、整修、利用、开放、旅游、城市建设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含意深刻,至今对文物保护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 Look at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rough Tibetan Cold Weapons

Tibetan armament has a long history that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armaments, they also retain their uniqueness and interrelationship. In Tibetan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detailed accounts of swords. In general, Tibetan armaments advanc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by learning from the Tang.     

元代作家董嗣杲的朝代归属与作品辑录

在每个封建王朝濒临灭亡与新的王朝建立之时,总有一批作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当今天我们再一次谈起这些作家时,首先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就是:作家的朝代归属与作品的辑录考证,在此仅以元代杭州作家董嗣杲为例,对这两个问题作一简单分析.     

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

有鉴于前人对唐代都督府认识的分歧,本文从文献的角度论证了今人观念下的都督府自唐代建立至安史之乱的不同职能,即军政职能、民政职能、监察职能。并重点阐述了前两种职能所依据的社会背景,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三种职能下都督府与常州之关系,力图解决困扰都督府研究的一些问题。     

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

本文在追溯唐代六胡州的建置与“灵、夏之间”行政沿革的基础上,通过对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交界处,即毛乌素沙地西南缘的实地考察,并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今鄂托克前旗与盐池县境内的六个唐代古城址与六胡州的对应关系。从古城址的时空分布格局、选址条件、人类活动方式等出发,阐述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唐初六胡州北部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土地沙漠化问题,而六胡州一带建城时因受早期沙漠化过程的影响,在局部地形部位可能分布有地表积沙。     

建国前夕中共创建石家庄民众参政机构的实践

在中共筹建新的中央政府的大背景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石家庄市以试行临时参议会为开端,最终越过各界代表会阶段,确定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城市民众参政形式。1949年4月,石家庄市以阶级分析为基础,采用民主程序,直接选举产生了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49年7至8月,在全国城市中首次以“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召开了会议,选举了新的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看来,类似于石家庄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却无法实施,加以受斯大林关于通过普选取得新政权合法性建议的影响,中共中央正式区分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两个概念。在此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属于“各界代表会议”的范畴。     

社会经济环境与庶民的时间生活——以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1616-1949)

社会经济环境与中国传统庶民的时间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因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而进展不大。本文以清代至民国时期河陇节庆习俗的地域结构为例,细致地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庶民的时间生活,因农耕渔猎作息而逐渐形成日常规律与习惯,所以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时间生活方式。这一点与宗教发达地区以宗教节日为庶民的时间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无论从节庆习俗传播地域适应性、还是传播的人群适应性,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比。     

日语中汉语借词语义演变的一个原因——民俗文化要素的涵化

众所周知,日语不仅借用了汉字,还吸收了汉语的大量的词。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叶蜚声,1997：10)汉语的词被移植到日语中,就意味着它们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