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中心对城市房地产的触媒效应研究——以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为例

本文基于城市触媒视角,以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为案例,探讨会展中心对城市房地产的触媒效应。研究表明:其一,会展中心具有变化、综合的触媒效应,它存在触媒强度、触媒对象和触媒机理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触媒强度呈现距离衰减规律,触媒对象主要是与会展相关的形式和项目,且受到城市其他元素的作用增强或减弱;其二,会展中心带动了周边房地产的开发和建设,提升房地产的价格,影响房地产的功能定位;其三,会展中心对城市房地产的影响来源于会展中心以及其所承载的会展活动两个方面。     

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后现代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空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全球化时代,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通过重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的社会实践、当代人文地理学前沿理论三者之间相互印证的理念与事实,重申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观为空间与社会辨证统一的后现代空间观,并阐述了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次区域合作研究方向的变迁及其重新审视

次区域合作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短短20年的发展中,次区域合作研究经历了三次研究方向的转变:第一次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第二次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效应研究;第三次是次区域合作的非经济影响因素及非经济领域合作研究。三次研究方向的转变都有其深刻的背景,体现了次区域合作研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文对次区域合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次区域合作的定义、特征、分类及其相互影响、理论解释和次区域合作的均衡等进行了探讨。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话语方式考论

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特殊情态,表现为特定情境下确立的话语方式,深刻地支配着艺术思维。从说话艺术的演出“场头”,到以阅读“话本”为主体的“案头”,原来有着重要作用的“看”和“听”,逐渐退隐到“读”之中,成为艺术构思与表达的重要因素。“用画面思考”和“为听而说”的话语方式,是中国小说民族特色的深层结构。     

饭店业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员工职业承诺及职业能力影响效果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饭店业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员工职业承诺及职业能力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饭店职业生涯管理对员工的职业承诺有正向影响。在饭店职业生涯管理的三个维度中,职业考评对职业承诺的贡献率最大,其次为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同时,职业承诺与职业能力之间存在肯定的正向关系,积极影响着“知道为什么”、“知道谁”、“知道如何做”三种职业能力。     

参展商参展目的、绩效评估及其相关关系研究——以东莞展览会为例

本文以展览业发达的东莞为研究案例地,通过对523家参展商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探究参展商的参展目的和绩效评估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类型各异的参展商的销售目的均甚过非销售目的,但性质不同的参展商参展目的存在差异;参展商衡量参展效益的重要指标是结识新客户的数量、参展商的数量和质量、专业观众的数量和质量,不同经营性质的参展商评估展览会的绩效标准一致;参展目的明确与否与参展绩效感知好坏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

明清时代的苏州,交纳赋税最多,负担最重,是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丝绸、棉布及加工业和书籍刻印等大宗商品生产极为发达,木器制造加工业独步全国,玉器雕琢、绣作、裱褙作、漆作、乐器、铜铁金银器加工业等极其精巧,是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大规模输出当地大宗商品,输入各种原材料,转输全国物资并平衡整合市场,是全国物资的流通转输中心;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布设密集,银钱流通量巨大,较早行用洋银,金融结算手段较为先进,吸纳周围城镇的资本,货币周转获利较快,是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中心。从当时苏州的经济总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看,其中心都市的地位远在另一工商城市杭州之上。     

行业标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甲醛吸附材料》的研究和编制

本研究重点阐述了文物保护行业标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甲醛吸附材料》研究和编制中,如何研究确定甲醛气体检测方法、技术要求和指标依据,以及针对编制中主要难点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标准编制的意义、术语的选择、规范性、制定依据与科学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思考,同时提出了标准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逃兵人数考

抗日战争时期,逃兵一直是困扰国民党军政当局和各部队官长的大问题。逃兵规模究竟有多大,由于史料零散,统计资料的缺乏,学术界还没有出现相应的研究性成果。笔者将各种零星资料进行统计,初步推算出抗战8年,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人数约在589.4—597.1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