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分权与多元碎化:大都市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市蔡甸区的实证

大都市边缘地区是大都市经济增长与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域,也是分权化治理最为复杂的区域。大都市边缘地区往往针对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模式的分权化来调整其空间治理结构以适应发展需求。本文构建从分权化治理到城镇化空间的逻辑框架,从大都市边缘地区"差异分权"的空间治理格局入手,落脚在"多元碎化"的城镇化空间模式上,进而对从空间治理的"差异分权"到城镇化空间模式的"多元碎化"间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认为差异分权格局是当前大都市区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多元碎化的直接诱因,因此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从治理结构上予以破解。     

博物馆文物环境用甲醛净化材料评价方法研究

博物馆文物环境因装饰材料所致甲醛污染以及由此产生对文物危害问题已被普遍关注.为了评价净化材料实际使用中对污染物去除净化能力,搭建了静态试验舱,建立了该环境中甲醛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甲醛溶液法和人造板散发法两种产生甲醛气体的方法,以及吸附材料不同加入方法等对净化材料评价结果的影响,研究试验舱内甲醛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建立了净化材料脱附量检测方法,分别测定了活性炭和三种壳聚糖基净化材料的净化效果.结果表明,用人造板散发法产生甲醛气体方法能用于甲醛净化材料的评价,得到净化率指标反映了净化材料在实际文物环境中的应用效果,脱附量指标能直观比对和反映净化材料对污染物的吸附稳定性.     

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

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涌现大量毗邻国家之间的次区域合作,同时非传统边境安全异常突起。为此,国家边界由单一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功能转变为同时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的三重功能。这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且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在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成梯级决策模式、合理定量化评估及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机构来优化组合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的优化思路。     

陈独秀对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影响

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是指从新民学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受其影响的早期党史人物的集合。他们的成长得益于陈独秀的言传身教:从言传方面来说,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逐步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身教方面来说,一方面,陈独秀指导毛泽东等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支持并鼓励毛泽东等在湖南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培养和重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使他们在党内异军突起,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通过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党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日益成熟起来。     

大都市区跨界地区空间演化及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中央—地方政府管治特征,以临沪地区为实证案例,提出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协调治理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现阶段发展目标和治理主体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在区县级地方政府和省市级地方政府以提升地区竞争力为目标的企业型治理下,跨界地区逐渐兴起并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央政府运动型治理下,跨界地区进入以协调区域功能为主的发展阶段。随着跨界发展不断深入,跨界地区空间结构由散点式分布转为以开发区为核心的产城融合空间,最终转型为融入中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研究总结了大都市区跨界地区各阶段发展的时空格局,提出跨界地区发展的治理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对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从《部门报告》看战前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事业

1909至1939年港英政府的《部门报告》是一份久为人所忽视的档案。该报告显示香港政府在社会福利事业上曾用力不少。与西方相比,其策划规模与客观成就并不落后。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划分研究——兼论中美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的比较

本文运用中国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根据2002年数据对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从划分的结果看,后者与前者相比发生较大变化。而中国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对这种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中美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为中国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的修订提供参考。     

《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丝绸局牌的复制

根据对国家一级革命物的考证,确定它为手工束综提花机织成的提花丝织绫,从采集到的原始数据,结合传统的纺织工艺技术资料,设计复原织造手段及相关工艺,复制出物基体坯绸。按物做旧如旧的原则,先进行织物的老化处理,再做旧,使复制物尽量与原物相一致。     

中国城市的商业郊区化及研究迟缓发展探讨

随着城市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的发展,商业也就不可避免的有向郊区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商业发展状况存在地区不平衡性,大城市商业发展情况较好,一些城市已开始有商业郊区化现象,但是目前商业郊区化的现象还很不明显,相对人口和工业郊区化而言比较迟缓。这与郊区化概念有一定影响外,更主要是因为商业本身的特征(包括发展机制、付租能力、业态多样性等)以及中国的国情等。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商业郊区化的研究,得出商业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购买力的外移、交通的改善以及郊区地价和租金相对市区便宜等,并在分析商业网点布局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探讨城市商业网点布局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阐述商业郊区化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迟缓的原因。     

试论城市管治的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在城市管治研究领域,Jon pierre(1999)关于城市管治模式的总结极具代表性:管理模式(managerial)、社团模式(corporatist)、支持增长模式(progrowth)、福利模式(welfare)。这一总结成为了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对城市管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有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对城市规划与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我国刚刚开展的城市管治研究提出现实而又迫切的课题。本文正是从现实出发,在深入研究西方城市管治模式的基础上指出:目前中国城市管治主要以福利模式和支持增长模式为主,相应机制尚未完善且相互之间缺乏有机协调的结合;中国城市管治应进一步完善与运作管理模式和社团模式,同时加强多种管治模式的交互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