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管治:规范化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元管治与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组织形式的构建

自1980年代初以来,管治(Governance)思潮已经在西方社会汹涌澎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受到其巨大冲击。在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在众多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取得一致的认同,这有赖于对管治的认识与理解。作为管治重要理论之一的元管治(meta-governance)理论在西方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规范化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元管治的探究,试图以元管治为理论基础建立我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组织形式和保障机制,从而在规划决策中发挥持久作用。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旧石器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收获

2002～2006年在连云港将军崖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发掘,主要收获包括人类石铺生活面1处和可能属于灶坑的遗迹2处,以及1500余件石制品。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以小型为主,石片石器和细石器各占一定比例。石器工业早期为华北主工业类型——石片石器工业,晚期以细石器为主。主要文化层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 “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会展与酒店效益及配置关系研究--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为例

本文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为案例,剖析会展业对城市酒店业的空间结构影响、效益带动作用以及参展人员对酒店的行为偏好,探讨其与城市酒店配置的关系。研究表明,广交会对广州酒店业意义深远,不仅在广交会展馆附近形成了广州星级酒店的空间聚集带,而且提升了广州酒店业整体经济效益。研究还显示酒店受益幅度遵从距离衰减规律;参展人员对高中档酒店需求旺、其中五星级和三星级酒店更受青睐;国内外参展商的住宿需求偏好各异;高档酒店集聚了主要的利润等。这些特征对研究城市会展与酒店配置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黄山园内旅游解说类型与有效性分析

为了调查黄山园内旅游解说系统的类型与有效性现状,笔者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300名黄山的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与处理,本文从人员解说、解说牌示、游客中心、可携式出版物和综合解说技术5个方面对黄山园内旅游解说的有效性作出评价,认为黄山园内解说在以上几个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建议通过加强受众分析和资源分析,采用多种解说技术来提高黄山园内解说质量.     

春秋时期祭祖范围研究

祭祀祖先的范围,即仪典中祭祀哪些祖先,不但是祖先崇拜的基本问题,并且还折射出生者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家族、血缘的认知等等。春秋时期是社会变动较为剧烈的时期,在这一变化的时代,祭祀对象发生若干变化,祖先崇拜也展现出新的特点。总体而言,春秋时人重视近祖,也注重远祖,在选择所祭对象时,春秋时人以满足现实需求为目的,祭祀祖先有其灵活的一面而并无统一的标准。可堪注意的是,春秋时人擅于追溯远祖,春秋金文中出现了对祝融、成汤等远祖的追记,而不再如西周时人一般只将祖先追踪至文王武王时代。此外,春秋时人对于英雄祖先十分崇拜,并将这一风尚提升至礼的高度予以阐述。春秋时人追忆远祖,对儒家"慎终追远"的观念有深刻的影响;春秋时人崇拜英雄祖先,对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出共同的英雄祖先有直接的影响。     

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尺度建构

国家级新区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国家空间类型。首先,论文从新国家空间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新时期国家空间选择偏好从城市内部空间转变为城市群体空间的产物,是国家为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而在城市-区域尺度上构建的新地域组织。其次,论文研究了国家级新区的空间生产,发现其在微观尺度上具有多尺度行政区跨界联合的特征,并且表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机制。然后,基于空间生产与尺度重组的密切联系,论文同时研究了国家级新区治理建构的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级新区空间治理结构,发现影响国家级新区尺度重组进程的关键因素,是新尺度与原有行政区划的耦合程度。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国家级新区未来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内外农民工空间回流及其区位研究进展

农民工空间回流正在改变我国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格局,而回流区位决定了空间回流的具体流向和回流者的空间分布。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国外主要集中于空间回流动因的理论阐释、空间回流影响因素、空间回流评价和区域影响等方面,而国内主要关注到了空间回流动因与机制、回流地及回流意愿地空间特征、空间回流的区域影响等领域。农民工空间回流的产生是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回流区位多以农民工源地附近的县城和小城镇为主,而回流意愿地多为大中城市,意愿与现实矛盾突出。农民工空间回流对务工城市和来源地农村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为正面影响,也可能为负面影响。今后应加强回流区位的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归纳总结回流区位的一般规律,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模型分析、定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的应用。     

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基于目的地非道德事件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愤怒情绪是指个体在一些特殊的事件刺激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不满或悲痛的负面情绪.作为“社会公民”的消费者,对目的地所发生的“欺客宰客、强迫购物”等非道德事件通常会表现出愤怒情绪.本文研究了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取样(N=234),Mplus软件分析的结果显示:(1)消费者愤怒情绪显著地降低了旅游意愿,促进了负面口碑传播;(2)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作用过程中,目的地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3)自我效能感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和目的地信任之间存在调节作用;(4)目的地信任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和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进行了3个回合的斗争。第一回合,轮船招商局屡被弹劾,京中言官要求对其统制,乃至收归官办,被李鸿章顶住。第二回合,围绕着湖北铁政局的经营形式,张之洞与盛宣怀展开争论,结果张之洞动用官款创建,企业实行官办;然而,企业官办后经济效益太差,几年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第三回合,“轮电之争”,袁世凯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官办或对之实行统制,盛宣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各官督商办企业摆脱“官督”,完全商办。经过数十年商办与官办的斗争,以及商办的不断胜利,迎来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