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从旧教育模式到创立自己的教育模式,由强迫教育到尊重群众的自愿与需要,由包办到民办公助,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体制。、国民教育培养出的毕业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提高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程度,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从抗战的环境和边区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同抗战、同社会、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抗战培养人才,消除了群众中的文盲、迷信、不卫生的习惯,解决了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既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但排了边区经济、社会的进步,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景观"基因图谱"视角的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

聚落景观历来是反映区域文化景观差异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传统聚落景观因受区域文化差异的影响,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区域景观特点。如果引入生物学的“基因图谱”概念,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最终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出土青铜器是否带有原生“粉状锈”的探讨

“粉状锈”是一种危害性极强的锈蚀产物,本工作从铜的氯化物的生成和土壤环境两个方面入手,对其生成机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粉状锈”并不是铜器在埋藏环境中直接形成的,而是在土壤中形成“病灶”———氯铜矿、氯化亚铜或两者的混合物放置于大气环境中逐渐转化而成。     

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冷峻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对民主的粗暴践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政体存在严重弊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是独裁制造就了独裁者,而绝非相反.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是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民主政权",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文明机制,不搭建权力分立、监督、制衡框架,不真正确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言论自由等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集权专断的悲剧便难免重演!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刚刚迈入门槛的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本身的质疑特质在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世纪以来中德世界城市全球化模式对比分析

城市全球化逐渐从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单一化模式向国家特性作用下的多元化发展转变。本文对比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和德国世界城市全球化的过程、格局、规模、产业和动力,揭示出国家特性作用下的差异化城市全球化模式。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全球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②中国世界城市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全球化要素具有分散化趋势。③中国世界城市经济的总量大但平均规模小,企业总部集中分布于北京。④中国世界城市一、二次产业产值比重大,金融地产、社会公共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发展滞后。⑤中国城市全球化是国家政府主导下依托跨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初级工业品的被动全球化,未来须发挥高级生产者服务、研发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动力作用。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评价——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本文将韧性原理引入到人居环境中,首次对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进行定量研究.基于DPSIR模型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技术,以2006、2010、2014、2018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人居环境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     

对发展温泉旅游的建议

温泉旅游是温泉与休闲度假旅游相结合的产物。本文在简要论述了我国温泉发展现状及其与旅游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业态——温泉旅游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温泉旅游的开发利用提出一些建议。     

上博简《民之父母》与孔子的“君子”观念

“君子”最早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上博简(二)《民之父母》中的“五至”与“三无”是孔子提倡的完美人生理论,充分表征了儒家的“君子”人格。儒家通过具体艺术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实际是内在完满的道德与外在形容举止相互统一的善美境界。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