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

清代前期不但有资本规模较大,主要针对商号及官员放贷的大账局,也有资本规模较小,可能针对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农民放贷的放账铺。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账局、放账铺已经比较普遍地运用合伙制的方式筹措资本。账局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对官员放京债,这种放贷利率高、数额大,但风险也甚高。与此同时,账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商号商人放贷,每家较大型的账局至少可能对三十至五十家以上的商号放贷,放贷数额常到一千两以上,最少也有一百两。这种放贷,直至道光年间还很兴盛。账局、放账铺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但是否够得上商业银行,还须进一步探讨。     

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外资银行网点数据,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构建了1990年、2001年和2015年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并分析演化结构特征,最后借助条件Logit模型探讨了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中国外资银行空间网络小世界网络特征明显,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网络中局域小集团网络化特征和核心-边缘结构明显。②随着网络规模的平稳增长,网络的有序性呈现出增强趋势,网络中金融连接度和金融可达性增加,金融传输效率和组织效率进一步提高,核心-边缘结构现象有所加剧。③外资银行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不一样,1990年主导因素是市场机会和区位效应,2001年和2015年的主导因素是金融集聚,但指标的具体影响概率有所降低。     

唐朝"村"制度的确立

依据文献记载,"村"概念出现于东汉中后期,直至隋朝"村"一直作为一种自然聚落的名称.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并依据村内家户数的多少设置村正,"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开始于武德年间,至开元年间逐渐完善."村"制度是唐朝革弊"求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入境外国游客旅游行为研究

在心理测试量表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心理学实验,归纳,演绎推理,行为意象图,数理统计等分析方法,从游客决策行为、空间行为、旅游文化行为切入,研究中国热点城市日韩、北美、东南亚、欧洲客源市场游客的行为规律及其制约因素,构建主要群体入境游客的旅游行为模式,发现了入境外国游客旅游选择偏好、时空动态规律;探讨旅游决策的主导模式、范式和影响决策的可控因素;研究"文化边际域"中的跨文化冲突特征和旅游认知预期衰减效应模式;揭示了旅游意愿评价、旅游感知评价数量模型和四种不同群体游客文化交互模式。并提出了适应外国游客旅游行为的相应对策建议。     

山西省转型期旅游场强时空异质性特征及机制

以山西省转型期旅游发展为例,选取2005、2011和2017年17项指标构建城市旅游发展综合实力评价体系,基于改进场强模型,借助GI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旅游场强时空异质性特征及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场强高值区范围扩大、逐步形成叶脉状网络空间形态,突破了早期"人"形格局限制;(2)各地市旅游场强前期整体上升,后期集中在大西高铁沿线,城市绝对差异增加,高级别场强类型主要以太原市为中心向边缘扩散演替;(3)旅游场强空间格局演变具有时序性特征,主导因子经历了二元、三元主导和多元共同作用阶段,对于旅游产业后发省份构建区域旅游场强空间格局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2007年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

2007年敦煌学研究展现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各类论著大量涌现,据笔者统计,是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发行的敦煌学著作就有100余部,论文则有700余篇。为了便于学界查询,笔者对是年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类索引,首先是专著部分,其次是论文部分,论文部分依次为石窟考古与艺术、文献典籍、社会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与语言文字、敦煌学史、石窟保护与敦煌学数据库、序跋书评与学术动态等十部分。最后,为了充分展现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成果,笔者特将是年答辩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附于文后,希望可以裨益学界。     

景观"基因图谱"视角的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研究

聚落景观历来是反映区域文化景观差异的重要标志。中国的传统聚落景观因受区域文化差异的影响,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区域景观特点。如果引入生物学的“基因图谱”概念,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最终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冷峻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对民主的粗暴践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政体存在严重弊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是独裁制造就了独裁者,而绝非相反.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是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民主政权",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文明机制,不搭建权力分立、监督、制衡框架,不真正确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言论自由等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集权专断的悲剧便难免重演!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刚刚迈入门槛的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本身的质疑特质在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